湖南湘鄉(xiāng)：校園踩踏事件

　　2009年12月7日晚10時許，湖南省湘潭市轄內的湘鄉(xiāng)市私立學校育才中學發(fā)生一起傷亡慘重的校園踩踏事件，造成8名學生遇難，26人受傷。8日晨，湘鄉(xiāng)市作出決定，免除朱清華教育局黨委副書記職務，按程序免除其教育局局長職務，并在查清事故的基礎上，追究其他人員的責任。

　　給洶涌的民意一條安全通道

　　人民網輿情監(jiān)測室輿情分析師吳佶

　　3年前的2006年11月18日晚，江西都昌縣土塘中學發(fā)生校園踩踏事件，6人死亡，39人受傷。但是，三年后的今天，依然是校園，依然是踩踏，留下的依然是無盡的悲傷和無奈。相較三年前的“江西踩踏事件”第三天開始賠償，之后開始對官員問責，本次的“湖南踩踏事件”的進步不可謂不快。12月7日發(fā)生的事故，8日一早湘鄉(xiāng)市教育局黨委副書記、局長朱清華就被“火線免職”了，三個校方相關責任人已經被刑事拘留�？梢哉f大多數民眾在看到報道的那一刻，就已經知道了初步處理結果。直到第四日，死亡學生家長簽署了賠償書，事件告一段落。雖然有謠傳稱政府隱瞞了死亡人數，但是這種質疑的聲音已經不成氣候了。

　　可以說整個事件的危機公關中最關鍵的兩步棋就是“撤職”和“賠償”。對朱清華的“就地解職”可謂是“穩(wěn)、準、狠”，直接切入關鍵點，讓群眾迅速“息怒”。關于遇難學生賠償問題，而在第一輪賠償方案沒有得到遇害學生家屬認可的情況下，按照城鄉(xiāng)一個賠償標準、賠償標準上就高不就低、傷者全部免費治療的原則，地方政府改變了以往政府賠償中“同命不同價”的慣例，讓家長們在第二天就接受了“快速賠償”方案。事件在發(fā)生后第五天接近了尾聲。我們可以看到，湘鄉(xiāng)市政府抓住了處理群體性事件兩點要害：第一，找準相關責任人，絕不姑息；第二，火速提出賠償方案，把受害群眾的不滿壓制在初始階段。

　　可以說，此次“湖南踩踏事件”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杜絕群體性事件爆發(fā)的快速處理樣本，告訴了我們尋找已久的“關鍵點”。當然，這是在拋開生命悲憫的前提下進行的純理性分析，畢竟在面對無助的學生和家長時，我們的任何善后手段都無法挽救孩子們的生命。

　　特邀嘉賓方可成(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生、專欄作家)

　　狹窄的樓梯，昏暗的燈光，洶涌的人流，在這樣惡劣的通行環(huán)境下，一名學生的摔倒就能引發(fā)8人罹難、26人受傷的慘劇。發(fā)生在湖南校園的這起踩踏事件不僅為校園安全敲響了警鐘，更成為政府應對民意的鏡鑒——很多時候，民意就像那洶涌的人流，如果不能給予一條良好的疏通道路，那么一點點小意外便可能引發(fā)巨大的事件。

　　在踩踏事件引發(fā)的民意面前，湖南湘鄉(xiāng)政府迅速采取了包括免職官員、賠償家屬在內的應急措施，在相當程度上起到了“滅火”的作用。然而，這種“臨時性”的應對措施就好像在擁擠的樓梯道里打開了一盞應急燈，雖然能夠在相當程度上緩解危險，但卻并不能治本。在這樁踩踏事件的處理中，政府信息不透明、公民和輿論難以有效監(jiān)督等頑疾并沒有改善，這也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了后來的死亡人數問責和政府信任危機。

　　要避免踩踏事件的發(fā)生，就必須拓寬樓梯，完善安全措施，加強安全教育；要避免民意發(fā)生“踩踏”，就必須從機制上進行改革，公開政府信息，誠意接受監(jiān)督。只有這樣，才能給民意一條疏通的道路。

　　廣東廣州：番禺垃圾焚燒廠事件

　　2009年9月，廣州番禺居民從媒體、網絡等民間渠道得知當地要建垃圾焚燒廠。10月25日下午，番禺大石數百名業(yè)主發(fā)起簽名反對建設垃圾焚燒發(fā)電廠的抗議活動。10月30日，番禺區(qū)政府召開了解釋垃圾焚燒疑問的新聞發(fā)布會，但在這次會上出現的四位專家后來廣受網友詬病。此后，圍繞事件出現政府和附近居民的強烈爭議，12月10日，番禺區(qū)表示，暫緩“垃圾發(fā)電廠”項目選址及建設工作，并啟動選址全民討論。12月20日，番禺區(qū)委書記應邀與反對垃圾焚燒的業(yè)主座談。

　　墻，推倒了就是橋

　　人民網輿情監(jiān)測室輿情分析師何新田

　　自2009年9月開始爆發(fā)的番禺垃圾焚燒廠事件最終以12月20日番禺區(qū)委書記親往麗江花園，與反對垃圾焚燒的業(yè)主座談并表示暫停垃圾焚燒發(fā)電項目而收場。在官民對話中雙方最終達成了垃圾分類的共識，當地公眾的環(huán)保意識也被充分激發(fā)了出來。

　　事件中，眾多樓盤小區(qū)居民們自發(fā)組織，通過多種方式發(fā)出抗議聲音，有網友將該事件改編成歌曲《番禺歡迎你》。11月23日，廣州市城管委接待日里官民雙方的克制尤其是民眾的理性維權行動值得贊賞。12月10日，番禺區(qū)政府提出垃圾處理方式和選址將重新討論和論證。從這些事件中我們不僅看到了新時期日漸成熟的中國中產階級的成長和壯大，而且還看到了一個官民良性互動的公民社會成長的曙光。

　　2010年1月7日，番禺區(qū)召開新聞通報會，通報了垃圾分類試點方案的修改內容，新增6個垃圾分類試點。方案對相關各方在垃圾分類各個環(huán)節(jié)的職責進行了明確。整場事件中民眾的理性維權與政府的靈活應對不僅使得番禺事件成為官民良性互動的樣本，也讓番禺在破解中國垃圾圍城危機探索生態(tài)文明城市新路上走在了全國前列。

　　整個事態(tài)的應對過程再一次印證了對話溝通的力量，官與民之間的那堵墻，推倒了之后就是一條通向未來的橋梁。如果當地領導從一開始決策建垃圾焚燒發(fā)電廠時就及時征詢民意的話，番禺本來可以做得更好。

　　特邀嘉賓笑蜀(南方周末評論員)

　　番禺反垃圾焚燒的第一個特點是不激進。它所提出的口號，它所使用的手段，都是非�？酥频�，都局限在體制可接受的范圍之內。所以，它不會嚇著誰，既不會嚇著廟堂，也不會嚇著普羅。對廟堂而言，番禺業(yè)主的要求不過分，不是故意刁難，不是與廟堂為敵，所以不好斷然拒絕；對普羅來說，這樣的維權成本似乎并不高，自己也投入進去，生活不會受到影響。這是番禺維權的一個重要經驗，即不能因為維權，因為目的高尚，就自以為占據了道德高地，就可以陳義很高，而罔顧普通人對安定生活的追求——追求安定是人的生命本能，不到萬不得已，他們不會愿意付出自己的整個正常生活都被打亂的代價。所以，維權門檻要低，低到普通人能夠承受的程度。

　　番禺反垃圾焚燒的第二個特點是無組織，有默契。維權門檻低，就有大量普通人涌進來，并充分發(fā)揮潛能。所以整個維權進程中，不存在也不需要什么意見領袖，都是一些平常不起眼的普通人在起關鍵作用。而這些起關鍵作用的普通人之間，也沒有任何組織聯系，惟一把他們聯系起來的，只是他們精神上的默契。他們都是自覺地，自動地，自發(fā)地行動。但因為默契的天然存在，這些分散的行動，總是能夠起到客觀上互相配合、彼此呼應的作用，總是能夠形成最大合力。

　　番禺反垃圾焚燒的第三個特點，是就地維權，在職業(yè)倫理范疇內，最大限度地起作用。這方面最大的亮點顯然是廣州的媒體人。沒有廣泛的媒體介入，番禺反垃圾焚燒是很難成為公共事件的。而廣州的媒體環(huán)境雖然比其他地區(qū)的媒體環(huán)境稍稍寬松，但大的格局是一樣的。如果沒有廣州媒體人的職業(yè)沖動，各自為戰(zhàn)地充分調度全國范圍的媒體資源，番禺反垃圾焚燒就不可能從一個地方事件上升為全國性的公共事件，也就不會有那么多公共資源涌入，也就很難與地方權貴力量抗衡。

　　克制，理性，不冒險，不越界，不綁架公共秩序。但是堅韌，不放過每一寸體制空間，不錯過每一次機會，并且把所有體制空間和機會都放大到極限，這樣點滴地推動，或許是番禺反垃圾焚燒能夠小有斬獲的奧秘所在。這揭示了公民維權的一個可行的路徑，堪為當下中國公民維權的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