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0月2日電 題：“國際范”校長楊福家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宋春丹

　　很多復旦老人覺得，相比前任校領(lǐng)導的治校風格，楊福家顯得更“激進”一些，他的這種“激進”或者說“前沿”，來自于他開闊的國際視野。

　　2022年7月17日，86歲的楊福家在上海病逝。

　　曾與楊福家搭班子的復旦大學原黨委書記程天權(quán)認為，楊福家作為一位承前啟后的校長，留下的最主要痕跡就是引導復旦開拓國際視野，建設(shè)“開放型大學”。他的一些理念放在當時的背景下或許主要價值在于激勵，放在今天則有很大現(xiàn)實意義。

　　“哥本哈根精神”

　　哥本哈根，是楊福家心中的“第二故鄉(xiāng)”。

　　他曾說過，如果沒有去丹麥，后面很多機會都是不會有的，一生中的這兩年對他來說至關(guān)重要。

　　1963年，中國與丹麥簽署科學交流協(xié)議，派遣兩名中國物理學家去丹麥進修。經(jīng)過層層推選，楊福家成為候選人，被派往丹麥的玻爾研究所。

　　在玻爾研究所，人人篤信曾在這里工作的諾貝爾獎得主、大物理學家海森堡的名言：“科學扎根于討論?！彼镉幸粔K大黑板，黑板前總是圍著人。

　　在楊福家看來，餐廳是研究所里的最佳學習場所，那是最吸引他的地方。他很少去圖書館，覺得圖書館里都是老的知識，要學習最新知識不如向餐桌邊的人請教。

　　楊福家說，在玻爾研究所的這兩年讓他經(jīng)受了最純正的科學精神的洗禮，是讓他“破繭成蝶”的一段經(jīng)歷。他親身感受到什么是“哥本哈根精神”，那實際上是一種“氣氛”，一種平等自由地討論和緊密合作的濃厚學術(shù)氣氛。

　　1979年，楊福家第二次訪問玻爾研究所。美籍華人學者、后來擔任得州大學達拉斯分校副校長的馮達旋當時也在這里訪學，由此與楊福家相識。

　　他發(fā)現(xiàn)，楊福家一方面對所從事的研究有濃厚興趣，另一方面對科學以外的課題，如教育、經(jīng)濟以及中國的未來等也有廣泛興趣。他說，在“研究型大學”這一術(shù)語流行之前，楊福家已理解了“研究型大學”的職責?！翱傊?，我清晰地看到，楊福家注定擁有一份超越科學的影響巨大的事業(yè)?！?/p>

　　主政復旦

　　中國改革開放后，楊福家一步一個腳印地迎來了馮達旋所預言的這份超越科學而影響巨大的事業(yè)。

　　1991年，楊福家被選為中科院學部委員(后稱院士)，還被選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這年5月，他擔任復旦副校長，倡議創(chuàng)辦了高校第一個智庫——復旦大學發(fā)展研究院，國內(nèi)外媒體紛紛報道“這一改革開放中的新事物”。

　　1993年2月，他被國務院任命為復旦大學校長。在就職演說中，他提出“追求卓越，爭創(chuàng)一流”的目標，認為當前學校工作的重心應當放在提高“國家隊”水平上，使之有朝一日躋身于世界第一流大學的行列。

　　楊福家提出的“創(chuàng)一流”目標讓大家頗感吃驚，因為學校實力距離世界一流大學還存在全面差距。時任復旦大學黨委副書記程天權(quán)(1995年后任黨委書記)認為，“創(chuàng)一流”的目標很鼓舞人心，講出了大家想講沒講的話，但因為條件并不具備，當時除了楊福家沒人敢喊這個口號。

　　為說服大家接受這個目標，楊福家說，無論個人還是單位都要認清自己目前所處的歷史位置，才能準確選擇奮斗目標。在他看來，無論是從國家以往對學校的支持還是今后對學校的期望來看，復旦大學辦成一流大學的目標確定無疑。

　　1993年夏天，把復旦大學建成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被正式提出，寫進《復旦大學改革與發(fā)展綱要(1993-2005)》。以此為目標，楊福家開始推行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

　　這些改革措施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倡導和鼓勵“名教授上基礎(chǔ)課”。鼓勵措施包括給上基礎(chǔ)課的博導每人每月300元人民幣特殊津貼。

　　楊福家認為，一流教授應該上講臺，否則的話，學生進校前聽說復旦大學有那么多名師，又是院士又是博導，進來后卻連一個都見不到，會產(chǎn)生受到欺騙的感覺。

　　他剛?cè)涡ｉL時，全校108名博導，上基礎(chǔ)課的只有2名，到第二學期已有16名博導走上基礎(chǔ)教學第一線，幾年后增至60多人，形成了以上基礎(chǔ)課為榮的風氣。

　　楊福家非常看重一點，那就是給年輕人機會。因為他自己就是“給年輕人機會”的受益者，而且這些機會都“給得很及時”。此外他從自己親身接觸的那些諾貝爾獎得主身上看到，攀登科學高峰在很大程度上是年輕人的事業(yè)。

　　在楊福家的支持下，從1993年開始，復旦在高級職稱評定中專門設(shè)立“打擂臺”環(huán)節(jié)，40歲以下、30歲以上的教師可不受晉升名額限制，公開競爭教授、副教授職位。

　　39歲首批評上正教授的陳思和稱自己為“受惠者”，他在獲評教授的同年評上博士生導師，第二年開始指導博士生。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和中文系其他一些青年教師由此得以在復旦穩(wěn)定下來，目前中文系最重要的一批骨干教授都是在楊福家任期內(nèi)成為中堅力量，對復旦來說是承上啟下的一代。

　　其后幾年，百余名青年教師通過“打擂臺”獲得高級職稱。1992年學校專任教師中45歲以下正副教授僅54人，到1996年已有207人，1997年達262人。

　　楊福家還是在復旦實行“通才教育”的積極倡導者。他看到，以前中國研究生教育不發(fā)達，因此將本科教育視為培養(yǎng)高級專門人才，導致本科的專業(yè)設(shè)置越來越專，這樣培養(yǎng)出來的人畢業(yè)后可以成為某方面的專門人才，卻難有大的創(chuàng)造力?，F(xiàn)在到改革本科教育的時候了。

　　時任教務處處長、后任復旦大學副校長的孫萊祥說，“通才”教育的概念很容易被理解成“萬金油”，但最后大家達成共識，大學本科應實行“通才教育”，以使學生形成深厚的基礎(chǔ)知識和較強的思考能力。這是后來復旦實施學分制改革的基礎(chǔ)。

　　孫萊祥覺得，楊福家是一位有抱負的校長，他想在任期內(nèi)將復旦大學提高一個層次，這一想法是適應形勢的，他也確實在任期內(nèi)讓復旦大學的排名有了明顯提升，在國內(nèi)外擴大了影響。有人曾將他提出的“創(chuàng)一流”戲稱為“唱一流”，但隨著工作的推進都逐漸接受了這個目標。

　　“打擂臺”成長起來的胡偉曾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是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創(chuàng)始院長。他說，楊福家是一位強勢的有開拓性的學者型校長，他保留了學者的初心和風骨，是真正在按照教育規(guī)律和學術(shù)規(guī)律辦學。作為以文科為重的綜合性大學，復旦實施的通才教育非常符合文科“觸類旁通”的特點，如復旦民間校訓“自由而無用的靈魂”所體現(xiàn)的：看似未必實用，實則能派上大用場。

　　校長與Chancellor

　　卸任復旦大學校長后，年過六旬的楊福家一刻不閑，常戴著一副遮光大框眼鏡，身著一身干練的西裝，奔波在世界各地。

　　2000年12月的一則消息，讓已淡出公眾視野的他又成為了新聞人物：英國綜合排名第七的老牌名校英國諾丁漢大學宣布，將聘請他擔任學校的下一屆Chancellor。

　　一直到擔任Chancellor之職12年后卸任，楊福家都感到難以準確翻譯出這個詞，因為中國的高校中沒有相似職位。

　　他曾打電話問香港大學的朋友，對方告知這個詞在香港翻譯為“校監(jiān)”；他又問了老朋友、翻譯家陸谷孫，陸谷孫很肯定地說，這個詞只有一個譯法，就是“校長”，各國的校長作用是不同的。

　　陳弘1994年從復旦畢業(yè)留校，在校辦工作，隨后擔任楊福家秘書。陳弘說，楊福家是一位改革型學者，擁有開闊的視野和理念，習慣于帶著對西方的了解來考察一個事物是否適用于本土，喜歡引用費孝通的一句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他很欣賞博雅學院模式，特別重視學生的個性化發(fā)展。

　　2003年3月，教育部發(fā)布中外合作辦學條例。楊福家率先試水，在自己的家鄉(xiāng)寧波創(chuàng)辦了寧波諾丁漢大學。

　　第二年，寧波諾丁漢大學獲得批準，開始招生。這是一個試驗田，楊福家得以將自己關(guān)于博雅教育的一些理念傾注其中。

　　在他看來，博雅教育有五個要素。一是博，即文理交融；二是雅，即做人第一、修業(yè)第二；三是以學生為中心；四是鼓勵質(zhì)疑；五是豐富的學生社團和社會實踐。

　　他很欣賞美國著名文理學院威廉姆斯學院校長弗朗西斯·奧克利在就職典禮上的一段話：“課外活動如同正規(guī)課程一樣好；游戲如同工作一樣好；同伴與孤獨一樣好；陌生或熟悉，不安與舒適，抗議或慶賀，規(guī)定或自擇，失敗或成功，都好?！?/p>

　　(本文參考了霍四通所著《楊福家傳》)(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