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書

　　在我的同隊插友中，張某好詩詞，帶來了《唐詩三百首》。賀某想當畫家，帶來了石濤、林風眠、關山月以及米開朗基羅的畫冊。我是造反習氣未脫，帶來了《聯(lián)共(布)黨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一類，大家互通有無交換著看。不要多久，交換范圍又擴大到其他隊，一直交換到很多書沒有封皮和脫頁散線的地步。

　　根據(jù)最高領袖的指示，知青下鄉(xiāng)是接受“再教育”的，在農(nóng)民面前得夾起尾巴做人。茶場有一黨支部副書記，自覺責任重大，成天黑著一張臉罵人，晚上還到處巡查，查到知青房間里有聲響就隔窗偷聽，看是否有人說反動話，是否有人收聽敵臺。

　　他也經(jīng)常檢查知青們讀什么。好在他文化水平不高，在辨別讀物方面力不從心。有一次他看見法捷耶夫的《毀滅》，先問“毀”是什么字，問明白了再一舉誅心：我們現(xiàn)在都在搞建設，你怎么成天搞毀滅？你想毀滅什么？

　　我急忙辯解：“毛主席都說這本書好�！�

　　見他狐疑，便翻出《毛澤東選集》中的白紙黑字，這才讓他悻悻地走了。

　　另一次，他沖著馬克思的圖片皺起眉頭：“資本家吧？開什么鋪子的？”

　　“虧你還是共產(chǎn)黨員，連老祖宗都不認識了？”我抓住機會再將一軍，使他臉上有點掛不住，只假裝沒聽見，去找什么鋤頭。

　　有了這樣一些經(jīng)驗，知青們發(fā)現(xiàn)鄉(xiāng)下干部其實不難對付。有人傳看司湯達的《紅與黑》，被干部們詢問看什么，就說是看兩條路線斗爭史，還說作者是馬克思他舅。干部們不知馬克思的舅和姨，也就馬虎帶過。

　　農(nóng)村當然也興階級斗爭，只因為干部們大多缺少文墨，文化封禁較難落實。即便在城市，禁區(qū)也是有縫隙、有缺口、有偷越暗道的，愛書人稍動心思其實不難找到自保手段。比如《毀滅》、《水滸》、李賀、曹操這一類是領袖贊揚過的，可翻書為證，誰敢說禁？孫中山的大畫像還立在天安門廣場，誰敢說他的文章不行？德國哲學、英國政治經(jīng)濟學、法國社會主義一直被視為馬克思主義三大來源，稍經(jīng)忽悠差不多就是馬克思主義，你敢不給它們開綠燈？再加上“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有比較才有鑒別”、“充分利用反面教材”一類毛式教導耳熟能詳，等于給破禁發(fā)放了曖昧的許可證，讓一切讀書人有了可乘之機。中外古典文學就不用說了。哪怕疑點明顯的愛情小說和頹廢小說，哪怕最有理由查禁的希特勒、周作人以及蔣介石，只要當事人在書皮上寫上“大毒草供批判”字樣，大體上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收藏和流轉(zhuǎn)。

　　我還讀過一種油印小冊子，不記得是哪個紅衛(wèi)兵組織印的，也不知他們印書的目的何在。小冊子照例醒目地印有“大毒草供批判”的安全標識，正題是《新階級》，作者為德熱拉斯(后譯為吉拉斯)，一位被西方世界廣為喝彩的南斯拉夫改革理論家。當上世紀80年代末一位美國人向我推薦此書時，我的回答曾讓他一怔。

　　我說，我知道這本書，我20年前就讀過。

　　他還是斜盯著我。

　　我無法讓他相信這一點，當然也沒必要讓他相信。

　　我記得自己就是在茶場里讀到油印小冊子的，是兩位外地來訪的知青留下了它。我詐稱腹痛，躲避出工，窩在蚊帳里探訪東歐，如聽到門外有腳步聲便要裝出一些呻吟。這是知青們逃工的常用手法。不過既是病人就不能快步走，不能唱歌，更不能吃飯，以便讓病態(tài)無懈可擊。副書記一到開飯時就會站在食堂門口盯著，直到確認你沒有去打飯，也沒人代你打飯，才會克制一下揭穿偽裝的斗志。不吃飯那就是真病了，這是農(nóng)民們的共識。

　　這樣，對于我的很多伙伴來說，東歐的自由主義以及各種中外文化成果，都常常透出饑餓者的暈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