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書

　　我當年就讀的中學，有一中型的圖書館。我那時不大會看書，只是常常利用午休時間去那里翻翻雜志�！妒澜缰�識》上有很多好看的彩色照片。一種航空雜志也曾讓我浮想聯(lián)翩。

　　“文革”開始，這個圖書館照例關閉，因受到媒體批判的“毒草”越來越多，圖書館疲于清理和下架，只好一關了之。類似的情況是，城里各大書店也立刻空空蕩蕩，除了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一類紅色圣經，除了少許充當學習資料的社論選編，其他書籍幾近消失。

　　1967年秋，停課仍在繼續(xù)，漫長的假期似無盡頭。但收槍令已下達，革命略有降溫，校圖書館立刻出現了偷盜大案：一個墻洞赫然觸目。管理圖書的老師慌了，與紅衛(wèi)兵組織緊急商議，設法把藏書轉移至易于保護的初中部教學樓最高層，再加上鐵柵鋼門，以免毒草再次外泄。不過外寇易御家賊難防，很多紅衛(wèi)兵在搬書時左翻右看，已有些神色詭異，互相之間擠眉弄眼。后來我到學校去，又發(fā)現他們話題日漸陌生，關于列賓的畫，關于舒伯特的音樂，關于什么什么小說……這是怎么回事？你們在說些什么？

　　如果你是外人，肯定會遭遇支吾搪塞，被滿臉壞笑的他們瞞過去。好在我算是自家人，有權分享共同的快樂。在多番警告并確認我不會泄密或叛變之后，他們終于把我引向“胡志明小道”——他們秘密開拓的一條賊道。我們開鎖后進入大樓某間教室，用桌椅搭成階梯，拿出對付雙杠的技能，憋氣縮腹，引身向上，便進入了天花板上面的黑暗。我們借瓦縫里透出的微光，步步踩住橫梁，以免自己一時失足踩透天花板，撲通一聲栽下樓去。在估計越過鐵柵鋼門之后，我們就進入臨時書庫的上方了，就可以看見一洞口：往下一探頭，哇，茫茫書海，凝固著五顏六色的書浪。

　　這時候往下一跳即可。書籍壘至半墻高，足以成為柔軟的落地保護裝置。

　　我們頭頂著蛛網或積塵，在書浪里走得東倒西歪，每一腳都可能踩著經典和大師。我們在這里坐著讀，跪著讀，躺著讀，趴著讀，睡一會兒再讀，聊一會兒再讀，打幾個滾再讀，甚至讀得頭暈，讀出傻笑和無端的叫罵。有時尿急，懶人為了省一趟攀爬，解開褲子就在墻角無聊，不知給哪些杰作留下了污跡。

　　我說過，作為初中生，我讀書毫無品位，有時掘一書坑不過是為了找一本《十萬個為什么》。青春寄語，趣味數學，晶體管收音機，抗日游擊隊故事，頂多再加上一本青年必讀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基本上構成了我的閱讀和收藏，因此我每次用書包帶出的書，總是受到某些大同學取笑。我并不知道他們笑什么。當然，多年以后我讀到海明威的《永別了，武器》、雨果的《九三年》以及泰戈爾的《飛鳥集》，覺得有些眼熟，才依稀想起初中部大樓的暗道——只是當時不知自己讀了什么，對書名和作者也從未用心。

　　一個沒有考試、沒有課程規(guī)限、沒有任何費用成本的閱讀自由不期而至，以至當時每個學生寢室里都有成堆禁書。你從這些書的館藏印章不難辨出，他們越干越猖狂，越干越熟練，竊書的目標漸漸明晰，竊書的范圍正逐步擴展，已經禍及一墻之隔的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距此不算太遠的省醫(yī)學院圖書館等。多年以后，我一位姓賀的同學積習不改，甚至帶著一把鐵鉗和兩個麻袋，闖入省城最大圖書館的禁區(qū)，在那里竊取了據說價值上萬美元的進口畫冊——他當時正在自修美術。他的行為敗露，被警方以盜竊罪起訴，獲刑一年監(jiān)外執(zhí)行。

　　比較有意思的是，他走出法庭的時候，一位老法官竟對他笑瞇瞇的，私下里感嘆：我那兒子要是像你這樣愛書，我也就放心了呵！

　　老法官的私語其實是另一種宣判，隱秘的民意宣判。

　　這就是說，哪怕在大批知識分子淪為驚弓之鳥的時代，知識仍被很多人暗暗地惦記和尊敬，一個偷書賊的服刑其實不無光榮。

　　這與后來的情況很不一樣。賀某多年后肯定遇到過這種場景：書店里已經五光十色應有盡有了，各種有關理財、厚黑、權勢、時裝、色欲、命相的爛書鋪天蓋地持續(xù)熱銷，而他當年渴求的經典反而備受冷落。如果他對這種情況大為奇怪，如果他還把經典太當回事(爺們兒當年就是為這個坐了牢)，還很可能遭當今的購書者們白眼：神經病吧？吃錯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