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偶爾去某大學講課，有一次順便調查學生讀書的情況。我的問題是這樣：誰讀過3本以上的法國文學？(約1／4的學生舉手)誰讀過《紅樓夢》？(約1／5的學生舉手)然后，我降低門檻，把調查內容改成《紅樓夢》的電視劇，這時舉手多一些了，但仍只是略過半數。

　　這是一群文學研究生，將要成為碩士或博士的。他們很誠實，也毫不缺乏聰明。我相信未舉手者已做過上百道關于《紅樓夢》或法國文學的試題，并且一路斬獲高分——否則他們就不可能坐在這里。

　　問題在于，那些試題就是他們的文學？讀書怎么成了這么難的事？或者事情別有原因：是什么剝奪了他們廣泛閱讀的自由？

　　我不想拍孩子們的馬屁，很坦白地告訴他們：即使在30年前，讓很多中學生說出10本俄國文學、10本法國文學、10本美國文學，都不是怎么困難的。我這一說法顯然讓他們驚詫了，懷疑了，困惑了，一雙雙眼睛瞪得很大。30年前？天哪，那不正是文化的禁鎖和荒蕪時期？不正是“文革”十年浩劫剛過？……有人露出一絲訕笑，那意思是：老師你別忽悠我們啦。

　　沒錯，是禁鎖是荒蕪甚至是浩劫，從當時大批青年失學來看的確如此，從當時官方政策主體來看的確如此。但你們注意了：一具病體并非尸體，仍有不絕的生力，包括生力的逐步恢復和增強。“文革”不過是一場大病來襲，但如同歷史上文網森嚴的舊中國和政教合一的舊歐洲，它并不曾冷卻民眾的精神之血，無法遏制新文化的萌發(fā)、繁殖、積聚、壯大以及爆發(fā)，直至制度層面的變革。這才是歷史真切而生動的過程。我們曾用這種眼光注意過很多復雜局面，包括宗教法庭與牛頓的共存，普魯士帝制與黑格爾的共存，斯大林鐵幕與肖洛霍夫、愛森斯坦、肖斯塔科維奇的共存，為什么獨獨樂意給“文革”隨便貼一枚標簽？是什么人最習慣和最愜意地使用著這一類標簽？

　　中國諺語：知其一，還要知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