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西豐縣委書記張志國因“警察進京拘傳記者”事件被責令引咎辭職,至今卻還沒辭職,對此當進行問責。面對責令辭職成“變相撤職”,需完善辭職制度,使辭職的歸辭職,撤職的歸撤職,如此方有利于官員樹立從政道德。
因在“警察進京拘傳記者”事件中負有領導責任的西豐縣委書記張志國,今年春節(jié)前被鐵嶺市委責令引咎辭職。然而,時至近日的70多天后,當事人尚未以任何形式做出引咎辭職的實際行動。(4月17日《南方都市報》)
張志國“責而不辭”,公然逆鐵嶺市委的“安民告示”和“組織決定”而行,既是對公眾信任的嘲弄,也是對組織紀律的“陽奉陽違”。這一反常事件料將隨著公共視線的透射得到妥善解決。睿智者治法,我們不能止于事件本身的結局,建議有關方面盡快就此事反映出的問題,改進和完善現(xiàn)行官員責令辭職制度。
辭職制度是“舶來品”。在一些國家,辭職制度往往適用于以下幾種情形:一是健康或其他原因無法履職;二是當事人身陷剪不斷、理還亂的“隱私門”,辭職以求避開公眾視線自保;三是當惡性結果已無法挽回,公眾只想看到有人下臺承擔責任;四是基于理性的判斷,當某些公共事件的調查成本超出真相和是非的利益本身時,當事人不妨辭職為宜。不論如何,“辭”職一事,顧名思義,當基于自愿,還有些許保護當事人的意思在內,無非是想讓官員給公眾留下一個負責姿態(tài),換得社會諒解和信任。
《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guī)定》和《公務員法》等確立官員辭職制度,其初衷在于彌補官員懲戒規(guī)則的斷檔,從而實現(xiàn)全方位的從嚴治吏。然而,“責令”與“辭職”的主觀心理狀態(tài)和道德歸屬,本身就是一對矛盾。更何況一些地方和單位出于各種考慮,將“辭職”當作追究官員責任的遮羞布,許多本該“撤職”的嚴重違法違紀情形,都被降格為“責令辭職”,將本應主動除惡務盡的積極作為,轉為寄希望于等待涉事官員的君子風范,反倒造成官員管理的松軟不力,也使辭職制度本應有的內心反省和政治風范隨之喪失。當仁慈之心遇到不為所動時,張志國般“責而不辭”的情況便出現(xiàn)了。
改進完善辭職制度,使辭職的歸辭職,撤職的歸撤職。讓辭職真正成為官員自覺,必須加強從政道德的教育,特別是要在官員遴選、政績考察、提拔任用時注重對官德的考察,使富有自省之良知、負責之態(tài)度者忝身國家公務人員之列;品行無良之流,即使再有所謂的“大手筆、大魄力”也不能為官。對那些形跡惡劣的,該撤職查辦的要堅決處理,有關部門更不能降格為“責令辭職”,坐等他們修養(yǎng)謙謙君子風范,主動承認錯誤、退繳贓款、割舍權柄。
辭職制度不能虛設。即使“責令辭職”沿用,也應增強制度剛性和可監(jiān)督性!饵h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guī)定》規(guī)定,被責令辭職的干部應當在接到通知后15天內向任免機關提出書面辭職申請,但是,如果像張志國那樣“按兵不動”怎么辦?相關制度設計不妨更完善些,如責令辭職通知從送達之日起15天內,如果相關部門沒有收到當事人的書面辭職申請,則應立即主動將其撤職;相關部門不作為的,追究其失察及失職之責,使得“責令辭職”的“責”字更有制度分量和執(zhí)行后盾。
當然,辭職制度最終順利推行,根本上有賴于通暢和寬容的民主政治空氣。如果官員能夠對民眾負責、對能力素質自信、對用人機制有信心,不憚于承擔責任、不擔心一蹶不振、不害怕高尚的從政道德會斷絕他的前途,那么我們所期待的那種引咎辭職,就不會是一件似乎在拿仕途理想打賭的事情。
□江渚上(北京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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