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不說理?

　　當一項決策沒有考慮或者沒有充分考慮民意的時候，部分人對它不滿，就是很正常的事兒。此時，對于公共政策的制定者而言，通過“講理”，將他們的不滿消解到最小限度，就是必須的管理智慧。

　　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沒有人告訴我們:限行為什么是正當?shù)�、合法的�?

　　對于“判決書要說理”，我們并不陌生。為什么要“說理”?從公正的角度，是讓當事人明白，為什么是這樣判而不是那樣判;從功利的角度，則是讓當事人認可判決，自覺履行判決，從而達到息訴的目的。

　　出臺公共決策，也同樣有一個“說理”的問題。在之前的探討中，在諸如“限行是否侵犯車主的私有財產(chǎn)權利”、“限行在法律上是否有依據(jù)”等問題上，贊成和反對雙方的主張針鋒相對。如果事實不是政府明知限行違法而執(zhí)意出臺相關政策，那么，每周停駛一天政策的出臺，意味著有關部門認可了贊成限行一方的主張。于是，作出上述決策的部門，有責任告訴面臨不利后果的另一方:限行，為什么不侵犯車主的權利?限行的法律依據(jù)，又在哪里?

　　限行通告寫的是“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北京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辦法》有關規(guī)定”如何如何，那么，請告訴我們:“有關規(guī)定”是哪條哪款?也請說明，每周停駛一天，而不是一周兩天，或者一個月一天，背后有怎樣的數(shù)據(jù)支撐?如果嫌放在通告中　嗦，可以通過發(fā)布會的方式，讓大伙心里也明白明白。遺憾的是，再有兩天新政就要實行，卻沒有人對此作出任何解釋。

　　和召開聽證會一樣，讓政府“說理”，也找不到明確的法律依據(jù)。然而，面對數(shù)百萬為了社會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的百姓，站出來說說理，難道不是消除他們內心的疑惑最簡單的方式?難道不是贏得百姓支持最有效的方式?

　　站出來“說理”，這要求不高吧?

　　接下來的事，還多著呢

　　政策出臺，簡單，但執(zhí)行起來，會有很多問題。下面幾個，或許是公眾最為關心的:

　　第一個:如何讓限行更人性化?10月7日《北京青年報》報道了這么一件事兒:家住北京望京的于先生家有兩輛車，自己和妻子一人一輛，兩輛車尾號分別是2和7。按照新的限行政策，每逢周二，他家兩輛車就全都得留在小區(qū)“趴窩”了。就于先生的遭遇，記者采訪交管部門，得到的答復是:如果車主擁有兩輛同一時間限行車輛，目前尚不能辦理換號業(yè)務。

　　限行會給車主生活帶來不便。如果不便是他們必須承受的代價，那么，如何把給他們帶來的不便減小到最低限度，卻是社會管理者必須考慮的問題。奧運單雙號期間，家庭有兩輛車的，可改單雙號，殘疾人駕車出行不受限制，等等這些舉措，都值得借鑒。

　　第二個:如何避免限行成為“專治老百姓”?

　　奧運之后，歌唱演員李丹陽“開寶馬當街舌戰(zhàn)交警”的視頻在網(wǎng)上熱傳。當日是單號車通行日，李丹陽駕駛的白色寶馬車卻是雙號車，因此被交警攔下，要求出示證件，引起李丹陽的不滿，引發(fā)當街爭執(zhí)。

　　在隨后接受采訪時，李丹陽為自己鳴冤。其中的是非，說不清也不想說，我只說一個事實:李丹陽的車，確有特別通行證，單雙號都能開。奧運期間，全北京有多少輛這樣的特權車，我們無從知曉。

　　按照這次通告，只有包括“警車、消防車、救護車、工程救險車”在內的五類車，不在限行之列。也就是說，除了這五類車，所有車輛都應該一視同仁地被要求嚴格執(zhí)行限行。

　　考慮到中國國情，如果做不到“一刀切”，那么，請將頒發(fā)特別通行證的標準和數(shù)量，向社會明示。因為，一旦限行成了“專治老百姓”，不僅限行的目的無法實現(xiàn)，百姓自覺限行的決心也會受到損害。

　　第三個:如果有人不服，討要說法的渠道能否暢通?

　　即使有關部門出來解釋，對于限行合法性，也未必每個人都認可;對于用一個月養(yǎng)路費作為限行補償，也未必人人滿意。對于不認可、不滿意的人來說，討要說法途徑的暢通，就至關重要。

　　可以提請全國人大對限行的合法性進行審查。作為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有對地方性法規(guī)、部門規(guī)章是否違反法律的審查權，有對各級政府是否依法行政的監(jiān)督權。

　　還有一條路可走:訴訟。如果北京車主認為限行侵犯了自己權益，或者對補償不滿，可以通過行政訴訟的方式討要說法。在目前司法體制下，在地方法院訴地方政府，很難，希望北京能帶個好頭。

　　截至10月7日14時。如果這算民意，我們關心這部分民意該如何得到尊重。（李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