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此次最高法院的判決以中國原告敗訴告終，因最高法院影響力巨大，目前所有的中國戰(zhàn)爭受害者對日民間索賠訴訟，以及今后欲對日本政府或企業(yè)提起控訴的案件，都將注定敗訴或被駁回。中國對日民間索賠處于生死關(guān)頭�！�3月3日，日本律師足立一修如此形容將于本月16日進行法庭辯論的“西村建設(shè)”強制勞工案終審判決。
3日下午，控告“西村建設(shè)”的原告方律師團、“日本戰(zhàn)后賠償網(wǎng)絡(luò)”、“西村建設(shè)裁判支援會”等多家民間團體成員，在東京全水道會館舉辦了“與最高法院斗爭·東京誓師大會”，與會者強調(diào)，絕不允許最高法院推翻該案原告勝訴的二審判決。
“在至今中國對日民間索賠所有15起強制勞工案件中，只有控告‘西村建設(shè)’一案是二審勝訴。”“西村建設(shè)裁判支援會”事務(wù)局長川原洋子向記者介紹了該案至今的原委。
1944年，有360名中國勞工被“西村組”(現(xiàn)“西村建設(shè)”公司)強擄到日本，在位于廣島縣內(nèi)的安野水力發(fā)電站建設(shè)工地從事重體力勞動，直至日本戰(zhàn)敗，其中多人病死或在廣島核爆中喪生。1998年1月,呂學文、宋繼堯、邵義誠等3名生存者及兩名勞工遺屬向廣島地方法院提出訴訟，狀告“西村建設(shè)”，要求賠償每人550萬日元。在隨后的4年半時間內(nèi)，原告與被告在法庭共進行了17次口頭辯論。
2002年7月9日，廣島地方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西村建設(shè)”存在非法行為，并在強制勞工案件審理中首次認定“被告方違反了保證勞工安全的義務(wù)”，但卻以“超過民法所規(guī)定的20年賠償請求權(quán)期限”為由，駁回了原告的賠償請求，原告敗訴。次日，原告方向廣島高等法院提起上訴，并以日本律師新美隆為團長成立了“上訴審判律師團”，對中方原告進行全力協(xié)助。
2004年7月9日，廣島高等法院進行二審判決，此時5名原告中已有兩人去世。廣島高等法院認定被告的非法行徑，同時指出援用“時效”拒絕賠償屬于權(quán)利濫用，命令“西村建設(shè)”對原告進行經(jīng)濟賠償。這是至今強制勞工索賠案中唯一一例二審勝訴的案件。
但被告“西村建設(shè)”不服判決，于2004年7月9日當日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上訴。時隔兩年半后，日本最高法院于今年1月15日作出決定，認定被告“西村建設(shè)”強擄勞工屬非法行為，同時也肯定了“援用時效屬于權(quán)利濫用”，但最高法院決定對“個體賠償請求權(quán)”部分進行審理，要求原告和被告在本月16日在最高法院第二小法庭進行辯論。
原告方律師足立一修解釋稱，“西村建設(shè)”拒絕賠償?shù)睦碛墒�，“根�?jù)1952年《日臺條約》和1972年《日中共同聲明》，中國已經(jīng)放棄對日賠償要求，戰(zhàn)后賠償問題已經(jīng)解決”。對此，原告方的辯論要點是：《日臺條約》并未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由中國政府繼承，反而作為中日復交三原則之一被視為非法和廢棄，因而，被告利用《日臺條約》作為辯論的前提不成立。此外，根據(jù)《中日共同聲明》，放棄對日索賠的主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其中絲毫沒有提及中國公民個體放棄對日索賠權(quán)。
針對最高法院可能的判決結(jié)果，足立表示，雖然不能說勝算全無，但按照以往慣例，對地方高等法院二審判決后上訴的案件，如果最高法院要維持二審原判，根本不需要進行法庭辯論。至今在最高法院設(shè)立法庭進行辯論的案件中，二審判決被推翻的占絕大多數(shù)。因此可以說，最高法院極有可能下達與廣島高等法院不同的判決，中方敗訴的可能性很高。
足立說，日本最高法院對本案審理的最關(guān)鍵之處在于，它并非針對“西村建設(shè)”是否存在非法行徑進行判決，而是對中國公民是否具有“對日個體賠償請求權(quán)”作出首次判斷。如果中方敗訴，則不僅波及十多起強制勞工訟訴，還會對目前所有關(guān)于慰安婦、毒氣、“七三一”等中國民間對日賠償案件的審判產(chǎn)生決定性的影響。
在3日的“誓師大會”前，“旅日華僑中日交流促進會”秘書長林伯耀表示：“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必須采取妥善的戰(zhàn)略和智慧，在不影響當前中日關(guān)系良好局面的前提下，保護中國人戰(zhàn)爭受害者的正當權(quán)利。對此，我們將對日本最高法院和日本政府申訴：中國人戰(zhàn)爭受害者向日本政府和加害企業(yè)提出賠償請求是正當行為，無論什么理由也無法否定其合法性。行使賠償請求權(quán)是每一個中國戰(zhàn)爭受害者的尊嚴，也是挽回歷史正義和公道的神圣權(quán)利，絕對不容侵犯。”(裴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