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曹雪芹家世新考》，也是查了大量的史料。我先拿到《五慶堂曹氏宗譜》，然后翻查《清實錄》去核實人物。那時候，天天下班后就讀《清實錄》。我的想法，不管有沒有資料，讀過以后心里就明白了。這個書里有或者沒有，不讀，一片空白，不知道里面怎么樣。結果終于發(fā)現(xiàn)了曹雪芹五代老祖宗的記載。我后來據(jù)曹氏宗譜的記載，還到河北淶水縣張坊鎮(zhèn)沈家庵村找到了曹家大墳，曹雪芹堂房老祖宗的墳墓。

　　我是每做一個結論，都要有實際的證據(jù)擺在那里。盡管別人不同意，但必須把我的證據(jù)推翻才能不同意，如果推不翻這些證據(jù)，那么不同意只能是一句空話。

　　《南風窗》：為學是這樣，那么為人呢？

　　馮其庸：為人也是一樣的道理。說假話、做假事、自私自利、不為別人著想，這怎么行？我經常跟我的孩子和學生講，與人相交，首先要為別人想，不要先為自己想，這是非常重要的標準。寫文章也是一樣的，首先要想到有沒有可能出現(xiàn)反駁你的觀點？你的觀點站不站得�。恳獜牧硗庖粋�角度想想。

　　《南風窗》：有人說您是一位有官方背景的學問家，“文革”前后也時常要寫一些批判和評點文章，這些工作都是你喜歡做的嗎？要是有人讓您說違心的話，怎么辦？

　　馮其庸：這完全不是事實，我根本沒有什么官方背景。我只是做學術研究，寫學術文章。張光年是老前輩，也是我的好朋友。光年說，我非常佩服你，你那些文章都可以收到集子里。光年同志是大詩人，寫了《黃河大合唱》，這是不朽的名作，對抗日戰(zhàn)爭起了無可估量的動員作用，功績不得了。他是文藝界的領導，當然要寫一些當時工作需要的文章，那是很自然的。我的情況就不一樣了，我是個大學教授，也沒有其他的社會職務，所以愿意寫什么就寫什么，凡是社會上政治批判的文章，我基本上不寫�，F(xiàn)在總結我一輩子寫的東西，沒有純粹為了政治批判而寫的文章。學術上的爭論當然是有的。

　　我唯一一篇政治性文章，是《北京日報》的社論。那是“文革”期間，彭真被弄下來了，北京新市委成立，我們校長郭影秋去市委擔任文教書記，叫我一起去。原來是“中央文革”要調我，我不想去，就拖拖拉拉一直沒去。郭校長叫我到北京市委去，我馬上就跟著去了，我想這樣一來可以避開“中央文革”。

　　那時候對什么叫“文化大革命”我都不清楚，那是全國最高的一個權力機構，出起問題來可不得了。我感覺不對頭，所以不愿意去。去了北京市委后，給我的任務是寫社論，我寫的第一篇社論，就是新市委的表態(tài)。這雖然是我寫的，但不是我個人的思想，而且是以新市委的名義發(fā)表的。所以我也從來不把它放到我文章里去。除此以外，我沒有以我個人名義發(fā)表過什么政治批判文章。

　　《南風窗》：1975年您到《紅樓夢》校訂組擔任副組長，那不就算是當官了嗎？那個時代，正直的人干違心事兒的也不少，您對此持何見解？

　　馮其庸：到校訂組去，校訂《紅樓夢》怎么算是當官呢？沒有任何權力，就連討論選哪個底本都要爭論不休呢。相反，當我借調出人民大學后，人大教師不斷提工資，就沒我的份了。

　　校訂組這邊我又是借調人員，根本就不管你，一呆十來年。光是校訂《紅樓夢》就是7年，因為我是借調人員，我的工資也沒有增加過，也沒有拿什么特殊的補貼，校訂的人都是如此。校訂完了，稿費60%上交，其余大家分，我分250元，這就是7年的勞動所得，天底下有這樣的官嗎？

　　正直的人干違心的事，這種情況是有的。那也是沒辦法，如果點到我，我也不可能完全避開。當時情況比較復雜，開始還是文藝性學術性的討論，后來就純粹是政治性的。我就是一個讀書人，做學術研究的人，下定決心不參與那些。那時候要批判我的很多，我是不停地挨批判。什么罪名都有。

　　紅學無危機

　　《南風窗》：當年《紅樓夢》校訂組的成立，據(jù)說是您動議促成的。當時您為什么會有此建議？

　　馮其庸：我和詩人袁水拍是好朋友。1974年下半年，他擔任國務院文化組的副組長，來找我，商量文化領域可以做些什么實際工作。我就建議他校訂《紅樓夢》，因為當時毛主席也喜歡《紅樓夢》，社會上也流行讀《紅樓夢》，有研究氛圍。這個提議不錯，中央就批準了。

　　《南風窗》：現(xiàn)在紅學的未定之論似乎還是存在的，若是學術圈里風氣敗壞，又怎么能保證不被人穿鑿附會？

　　馮其庸：研究了《紅樓夢》，你才能知道，這部書實在是太精深了，我們現(xiàn)在還沒有完全看明白。還有未定之論，當然還可以再探索。我們這輩人的書都寫出來了。經過我自己的反復琢磨，有些重要問題，像曹雪芹的家世和《紅樓夢》抄本問題，我都做了研究，我個人的意見也都寫成了書出版了。

　　我把我的研究結論貢獻給社會了，要是同意的自然能接受，不同意的可以去反駁。我認為，《紅樓夢》最終是可以被認知的，不會是不可知論，不會越弄越糊涂，只會越弄越明白。

　　《南風窗》：我不得不再次表示我的擔憂。這些年許多不懂裝懂的人在臺面上上竄下跳，您這兒就一點也不感覺有危機嗎？

　　馮其庸：《紅樓夢》本身不可能有危機。這樣一部經典著作怎么可能有危機呢？有危機的，是那些胡說八道的說法，說假話、造假證的行為，這終歸會被人揭穿的，不是有的現(xiàn)在就被揭穿了嗎？

　　凡是假的都是有危機的。不光是《紅樓夢》，其他任何學問，只要是實實在在地研究，認真做學問，重證據(jù)，重調查，就都不存在危機，最多就是研究的人多、少一點的問題。凡是作偽、作假的人，都會有危機，這個道理是明白的，你說我講得有沒有道理？(本刊記者 章劍鋒 發(fā)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