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曹操神出鬼沒，不外乎是儒理其外，法家其中，巫術其用

　　我們還是來看曹操是如何玩“打劫”并“棄子”的。

　　相對于遼闊的北方、西涼而言，漢中可謂是彈丸之地，地理位置也不險要，充其量算個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可曹操為什么要兩次勞師親征？前一次為了驅(qū)趕弱小的張魯，不用他去也定能拿下；后一次為了抵擋如日中天的劉備，他去了也同樣守不住。何苦呢？先不要輕易嘲笑，羅貫中對他的評價可是：“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沒豈隨人眼底……古人做事無巨細，寂寞豪華皆有意。書生輕議冢中人，冢中笑爾書生氣。”可以見得，曹操，至少羅貫中筆下的曹操是神出鬼沒的，一般的書生是難于理解的。那么，我們就跳出書生意氣，嘗試用神鬼、巫道的思維議議看。

　　原來，曹操之所以復雜，是因為他一生有兩種完全相反的巫道跟隨，一是左慈式的儒巫，二是管輅式的法巫。法為本，儒為標。起初，他十分“有權謀，多機變”，將儒、法做了天衣無縫的融合，比如他在行刺董卓之后對陳宮說：“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之后又變臉，在家鄉(xiāng)扯起“忠義”大旗。其時既發(fā)矯詔，重天時，又團結(jié)一切可以團結(jié)的人，包括原姓兄弟夏侯惇、夏侯淵，兼重人和。

　　然而，隨著曹操權傾朝野，他變得驕躁起來，開始儒消法長，脫去儒家的外衣。直到病入膏肓，而天下之勢尚不明朗之時，他才決定退一步，將皇帝留給兒子去做。何況兒子將來還會追謚自己為太祖某皇帝，儒相、霸王可兼而得之。這里要注意的是，左慈和管輅都不是客觀存在的方士、巫師，而是曹操內(nèi)在的儒、法主觀意識的象征，包括他良好的預知能力。就像賈寶玉夢中的警幻與可卿。左慈的“土鼠隨金虎，奸雄一旦休”即是他對自己不久于人世的預感——庚子年。管輅的“位極人臣”即是他放棄稱帝之念后的自我安慰。為什么能這樣判斷呢？因為第一，通觀整部小說，羅貫中是徹底的無神論者；第二，假如世上真有左慈般有能耐的神，就會當即處死他仇恨至極的曹操，不會留他到“土鼠隨金虎”。同時他也不會只讓劉備偏安西蜀(羅貫中認為神鬼是人在生病時的靈魂出竅、病態(tài)映像。孫策、劉備等人的癥狀莫不如此。與現(xiàn)代心理學一脈相承)。曹操在余下的生命里就只想著如何幫助兒子曹丕鋪路、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