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此文版權屬《海內(nèi)與海外》月刊,任何媒體若需轉載,務必經(jīng)該刊許可。)
文/文潔若
巴金和蕭乾的友誼持續(xù)了長達66年(1933—1999年),由于蕭乾以言獲罪,巴金與蕭乾足足有20年沒有來往。1966年9月,巴金致蕭乾的信(一百多封)全部化為灰燼,蕭乾致巴金的信,奇跡般地保存下11封。1977至1999年,二人魚雁往還,又積信至125封。
蕭乾于1999年2月11日去世后,出過他好幾本書的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約我編一部《蕭乾家書》。從蕭乾寫給兒子的二百多封信中選出來的67封,記載了1977至1998年這22年間蕭乾對兒子的鼓勵與殷殷期待?梢哉f,沒有蕭乾就沒有蕭桐的今天。巴金只長蕭乾六歲,是朋友關系,當然不同于父子。但自從1933年底在北京結識以來,巴金一直像慈祥而又嚴厲的兄長一般關懷著蕭乾,他對蕭乾創(chuàng)作生涯的影響是巨大的。巴金可以說是一盞指路明燈,為蕭乾照亮著前進的道路。我是1953年與蕭乾相識,轉年5月結婚的。45年的共同生活中,我知道蕭乾心中始終有座神龕,里面供著巴金。
婚后,我們過了三年多風平浪靜的日子。但除了1956年到處跑了跑,寫了幾篇東西,蕭乾基本上坐的是冷板凳。每逢巴金到北京開會,或出國經(jīng)過北京,他必請朋友們到餐館去吃飯,聚一聚,把蕭乾和我也邀上。對蕭乾來說,那就像是過節(jié)一樣,情緒必然會好上幾天。
1957年,蕭乾由于發(fā)表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和《“人民”的出版社為什么會成了衙門?》二文,而成了被引出洞的“蛇”,批判文章陸續(xù)見報,全國盡人皆知。正當他被整得惶惶不可終日時,7月里的一天,忽然接到一份通知: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文藝界人士,把他也邀上了。那天最使他感動的是還沒跨進大廳,巴金就直奔到他身邊,并且在大庭廣眾之下,堅持緊挨著他而坐。巴金充滿友誼地寬慰并勉勵著垂頭喪氣的蕭乾。直到周總理在臺上用目光掃視全場,大聲問:“巴金呢?”巴金這才走到前面去?偫碓谥v話中,先后兩次問吳祖光和蕭乾來了沒有,并且親切地依然稱他們?yōu)橥,要他們“認真檢查,積極參加戰(zhàn)斗。”
然而,后來我聽錄音時,這些地方一股腦兒洗掉了。對他們的批判并未松勁。轉年,祖光被發(fā)配北大荒,蕭乾則被押送到渤海灣的柏各莊農(nóng)場。在三年三個月的監(jiān)督勞動中支撐他的,除了北京那個穩(wěn)定的家(我們每周通兩次信,都編了號。我的信中還經(jīng)常附有孩子們的信、畫和照片),就是總理的關懷(他曉得總理不能一個人說了算,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和巴金那比黃金還珍貴的真摯友誼了。
1961年6月從農(nóng)場調(diào)回北京,以及1964年摘帽后,蕭乾都和巴金通過信。
十年浩劫期間,巴金的遭遇比蕭乾還慘。1968年夏天,上海作協(xié)兩次派人到人民文學出版社來,向馮雪峰和蕭乾對巴金進行外調(diào)。蕭乾是以好兵帥克式的機智來對付那些外調(diào)人員的。第一次,他們吹胡子瞪眼,硬說蕭乾美化了“死敵”。第二次則威脅他要“后果自負”。反正蕭乾既沒按他們的口徑來寫“材料”,卻也沒讓他們抓住任何把柄來大打出手。(我工作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女編輯譚家就是因為與外調(diào)人員硬頂,被打得臉紫頭腫,導致嚴重的腦震蕩。古典部一位老編輯則不吃眼前虧,完全照外調(diào)人員的要求來提供了偽證。幾年后,那個案子推翻了,另一批外調(diào)人員又從廣東趕到湖北咸寧五七干校,要求他寫事實真相。前一次“偽證”屬逼供信造成的,所以其本人并沒受處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