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咸寧干校,我們看了好幾遍根據(jù)巴金的作品改編的電影《英雄兒女》。晚飯后,“五七戰(zhàn)士”自帶馬扎,坐在露天地兒,和聞訊涌來的周圍的老鄉(xiāng)一道觀看。每一次蕭乾都因巴金的名字被略去而替老友打抱不平(當然只是私下里對我講)。
改革開放后,巴金又像50年代那樣,經(jīng)常到北京來開會,或出國時路過北京了。然而,不正常的十年歲月(蕭乾則是22年),使他們過早地衰老了。蕭乾只是在我的陪同下趕到老友下榻的賓館去,跟他敘敘舊。1985年4月,香港攝影家陳復禮先生為我們三個人拍下了一些寶貴的照片。蕭乾告訴巴金,1984年我們在國外,兩次被錯認成巴金的趣事。第一次是8月6日,蕭乾和我正在西德法蘭克福參觀歌德故居,一位游客忽然遞過一張名片來,用純熟的華語自報姓名后問蕭乾:“您是巴金先生嗎?”蕭乾邊掏名片邊回答說:“不是。但我是巴金的朋友!蔽覀內嗽趬ι吓罎M常春藤的庭園里合影。原來這位先生是華裔菲律賓人,叫陳秋中。另一次是9月13日下午,在劍橋王家學院。我們辭出了蕭乾四十年代的導師戴迪•瑞蘭茲的寓所(1942至1944年讀研究生時,蕭乾就住在毗鄰的一座樓的兩間套房里),觀望那古色蒼然的校園。蕭乾指著教堂,回顧著四十多年前他怎樣隔著那一大片綠茵茵的草坪,坐在書房里傾聽唱詩班用清脆稚嫩的童音唱贊美詩。這時走過來一個中年日本游客,操著蹩腳的英語問蕭乾:“你是巴金先生嗎?”我馬上用日語告訴他:“外子是巴金的老朋友,叫蕭乾!边@個人以釀酒為業(yè),叫黑河內靖,他還把地址留給了我。他替我和蕭乾拍下一張合影,背景是教堂和草坪。我們回國后,兩位萍水相逢的先生都把照片寄來了。
1989年我到上海開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國際研討會。下了飛機就直奔正在華東醫(yī)院治療的巴金。發(fā)現(xiàn)他說話有困難,但氣色不錯。我對巴金說:“蕭乾從23歲起就受您的影響,說不定他的氣質使陌生人覺得他就是巴金。”最有意思的是,當年6月我赴日后,把蕭乾的短篇小說《皈依》和《栗子》譯成日文,發(fā)表在《早稻田文學》(1986年6月號)上。在附于譯文后的《關于蕭乾》中,我提到1933年蕭乾與巴金相識,并于1936年經(jīng)巴金先生介紹,結識魯迅先生。他們要照片,我就把陳復禮所拍巴金與蕭乾的合影寄去,反面注明了二人的名字。豈料因篇幅不夠,編輯部砍掉了蕭乾那半張,只留下巴金,下面寫明“蕭乾”,就這么刊行了。當我打電話給編輯部,請他們在下一期寫個說明更正一下時,編輯連連道歉,并且說,幾天來電話不斷,信也像雪片般飛來。因為在日本,巴金是讀者最仰慕喜愛的作家,他又多次訪日,他的形象已家喻戶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