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貫線Super Band”,取自臺灣的縱貫鐵路,有縱貫歌壇,前進之意?v貫線樂隊的四位成員——羅大佑、李宗盛、周華健以及張震岳的歲數(shù)加起來有186歲,不僅在年齡上破了華語樂壇樂隊年齡的記錄,而且他們樂隊的影響力在華語樂壇中也是盛況空前的,但是這支樂隊在成軍之初就已經(jīng)明言只組合一年,進行“縱貫”巡演之后就解散,那么這支樂隊到底是為了賺錢還是為了推動已經(jīng)奄奄一息的華語樂壇的發(fā)展,我們不妨全面解構(gòu)一下這支“一年”樂隊。專題撰文 信息時報記者 葉毅 丁慧峰
關(guān)于“縱貫線”成立有很多說法,最接近事實的是滾石唱片的老板三毛(段仲潭,也就是《最近比較煩》里的那個“老段”)帶著12瓶紅酒,與老友羅大佑、李宗盛約好敘舊吃飯,引出一樁世紀大案。之后,段老板趁熱打鐵約了周華健,居然是周華健自帶了兩瓶紅酒,連聊帶喝,就把自己的終身定了。搞定張震岳似乎就更簡單,只一通電話,據(jù)說張震岳在電話那邊,連連說好,縱貫線樂隊成立了。
用張震岳的經(jīng)理人、縱貫線的發(fā)言人了黃靜波的說法,這支樂隊其實已經(jīng)籌備了三年。他回憶起大概4年前,和三毛老板聊音樂產(chǎn)業(yè)時都有些唏噓:進入新世紀后,華語歌壇有些沉寂了,尤其是主流流行音樂,不僅內(nèi)容變化不大,推出的專輯幾乎都是一個面目。一番感慨之后自然而然聚焦在羅大佑、李宗盛、周華健、張震岳身上,發(fā)現(xiàn)他們4個人在一起應(yīng)該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們4個人不僅代表了近30年來不同的音樂文化,更重要的是他們一直在戰(zhàn)斗,這個“資源整合”的案子籌備了3年,之后就有了14瓶紅酒的故事。
除了“救市”說,還有一個比較傳奇的說法是“救人”,希望用這種形式感動他們的好朋友陳淑樺,讓她走出自閉癥陰影,這種說法已經(jīng)被李宗盛否認;另外還有一個“圈錢”說,因為“只玩一年”和以商業(yè)演出為主的做法很容易讓人覺得組團是出于利益,有報道更指他們成軍這一年,會吸金3億臺幣(折合7000多萬人民幣),對于為什么這個樂隊只做一年,黃靜波沒做正面回答,他說,4位已經(jīng)成功的歌手組成一個樂隊,的確概念的意思大一些,因為4個人畢竟都有自己的“勢力范圍”;第二點,還要執(zhí)行上沒有偏差,這次操作并沒有先例,也沒有經(jīng)驗可談,一個摸索的過程,難保不出偏差;第三還需要老天幫忙,就是看大家是否愿意捧。這三點都平衡了,才能長期發(fā)展。
另外,以周華健推掉諸多廣告代言和個人商業(yè)演出看,“圈錢”確實還在其次,因為以他們4個人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多走幾場個人秀就能賺大把的鈔票,李宗盛都說,“其實這事情我們談了蠻長時間,每次都是談?wù)劚闼,因為一開始就知道是很大的項目。我們這次認真來做,并不是因為經(jīng)濟不好才合力賺錢。這次每個人都要下很大決定。像華健為這個團體犧牲不少,推掉兩百多場演唱會!
除了上述說法,還有一個普遍的“過氣”的質(zhì)疑,因為羅大佑、李宗盛和周華健3人近年來在音樂上并未有創(chuàng)作突破,尤其是兩位“教父”基本上退出了主流音樂圈,只有資歷最淺的張震岳勉強能稱得上當紅歌手,畢竟當下的流行音樂是以飛輪海這樣的偶像組合和蘇打綠這樣的獨立樂隊唱主角。對于這種說法,“教父”羅大佑還真舉出了《教父》的例子,作為續(xù)集的電影并不比第一部差,對于他們這樣的資深音樂人,需要處理的不是“中年危機”,而是怎樣面對創(chuàng)作生涯的第二個階段的問題,這個從“縱貫線”交出的第一首歌《亡命之徒》也可見一斑,他們真的有決心要“重新雕塑每個面孔”。
起
童年的消逝
“縱貫線”除了貫穿華語流行音樂的發(fā)展脈絡(luò),更是近30年中華大地社會變遷的見證,這條縱貫臺灣,繼而延伸到香港,再輻射到祖國大陸的流行音樂生命線,無比清晰。
羅大佑在歌曲的創(chuàng)作上要更受矚目,李宗盛和周華健只是在情歌王國里爭妍斗麗。羅大佑的歌對社會生活,現(xiàn)實變遷以及自我情感的反省、諷喻,敏感而且深遠,《現(xiàn)象七十二變》、《未來的主人翁》等歌曲,今天唱來仍然針砭著目前的社會景況,同樣能引人共鳴、慨嘆。
曾經(jīng),中文流行歌曲是一門足以承載時代、反映思潮的藝術(shù)形式。上世紀七十年代中葉,在臺灣率先掀起“校園民歌”風潮,青年知識分子和大學生紛紛投身歌曲創(chuàng)作和歌唱事業(yè),“原創(chuàng)精神”、“時代意識”、“人性自覺”開始滋生。這個啟蒙時代的標志,即是1982年4月,羅大佑的第一張專輯《之乎者也》問世,從此徹底改變了聆聽中文流行歌曲的方式。是羅大佑把臺灣的流行音樂從“天真”帶向了“世故”,走出“校園”而真正走向“現(xiàn)實”。洗刷了“校園民歌”時代的學生腔和文藝腔,把流行歌曲引入了現(xiàn)代化和都市化。
羅大佑自己的音樂歷程也是華語流行音樂的縮影,是他把西方搖滾樂的精神和中國傳統(tǒng)文人的批判精神比較系統(tǒng)地帶入流行音樂,他自己也經(jīng)過從“黑潮時期”的抗議歌手到轉(zhuǎn)向香港成為大眾歌手的轉(zhuǎn)變。《愛人同志》之后的羅大佑在香港廣邀林夕、花比傲等頂尖好手合作成立“音樂工廠”,寫出《海上花》、《似是故人來》等廣為傳唱的歌曲,用的是中國傳統(tǒng)的五聲音階,也被認為是商業(yè)化的開始。即便這樣,1991年的《皇后大道東》還是打破了香港人沾沾自喜的音樂心態(tài)。單看填詞人林夕,要是沒有羅大佑提供機會,他也沒有什么機會寫出《皇后大道東》這樣非常寫實的題材?上У氖,香港沒有接過羅大佑的棒,音樂依然千篇一律,即使近年廣備好評的謝安琪的《囍帖街》,也并沒有超越20多年前《鹿港小鎮(zhèn)》的意境。
他(羅大佑)是臺灣的鮑勃·迪倫,聽他的歌,我們的年代得到救贖。
——陳文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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