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政治的邪惡是可怕的,人們不可能在今天出賣了靈魂之后,宣稱明天還可能找得回來。當邪惡與權(quán)力并存,政治所有的基本目標和法治、責任、寬容、尊重就會全部消失。而讓幫派、奉承、分贓、欺壓等都得到機會。當邪惡傳染到整個體制。就會造成體制的不務(wù)正業(yè)與崩壞無能。今天臺灣不就是個例子嗎?
有鑒于政治邪惡之可怕,近代最早研究政治邪惡與罪惡的思想家漢納鄂蘭遂指出:“只有那些對人類會造成無可逃避的罪惡知道恐懼的人,以無懼的、不可妥協(xié)的態(tài)度,在任何地方反對這種不可測度的邪惡,人類始可有厚望。”
只是話盡管如此說,面對政治的邪惡與不擇手段,當它初起并訴諸集體亢奮時,除了極少人之外,多數(shù)人,特別是所謂的知識分子,多半會在畏懼下刻意閃躲,以求明哲保身,有些人則急忙附和并表現(xiàn)得更加神勇以求利祿。前面已提到的羅逖教授即指出:“面對政治的邪惡,散漫而猶豫的反對,其實只會讓他們變得更相信自己的厲害與高明。邪惡只有改變時代的整體環(huán)境氣氛始能讓制造恐懼者知道畏懼!
但對這一點,臺灣的知識分子表現(xiàn)得如何呢?我們每個人都會自鳴清高地說出“不要搞撕裂分化族群”之類的空言,但每逢具體的問題出現(xiàn),究竟誰是因、誰是果這種基本的因果責任就不再敢去談?wù)摚粫䦟⒁磺泻喕勺畎踩摹安灰{綠惡斗”。“安全的批評”乃是臺灣當今的主流,無論發(fā)生任何問題都刻意閃避掉要點,而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發(fā)言。臺灣的權(quán)力加速惡質(zhì)化,這種鄉(xiāng)愿式的“安全的批評”,其實在某種意義上是扮演了護航者角色!漢納鄂蘭所謂的“無懼的、不可妥協(xié)的”原則,在臺灣竟然稀薄到如此可憐的境界!這時候,李登輝會說出“搞仇恨最不好”、“選錯人,人民受罰”,盡管他有其選舉上的考慮,但他會說出“搞民主的人反民主”這種話,也可真算是空谷跫音了!
邪惡是人類不可忽視的心靈元素,近年來隨著邪惡政治的增多,它已愈來愈受到人們的注意。
邪惡者只用邪惡來掩飾自己的敗壞,要用群眾的沉淪來裝扮自己權(quán)力的無所不為。臺灣的人又怎能不格外提高警覺呢?這是政治的學費,代價最后還是由人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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