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上海警方公布楊佳襲警案發(fā)原因和經(jīng)過后，人們關注的焦點鎖定在警方兩次赴京調解未果直至案發(fā)，力圖從中找到或許可以避免慘劇發(fā)生的教訓。

　　據(jù)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江憲法說：(楊佳去年10月6日返回北京)此后，楊佳向公安部門投訴，要求公安機關開除有關民警，并賠償其精神損失。為了平息此事，閘北公安分局督察支隊先后兩次赴京調解。2007年10月16日，督察支隊赴京走訪楊佳及其母親時，兩人要求公安機關給予1萬元精神賠償費；2008年3月15日，督察支隊繼續(xù)做楊佳工作，直至案發(fā)，楊佳及其母親沒有再向公安機關提出賠償要求。另有媒體報道，據(jù)楊的家人表示，第二次上海警方曾表示愿給楊佳1500元，但不承認有錯，被楊佳拒絕，之后雙方有過幾次電話溝通，都沒有效果。

　　從楊佳10月5日夜至凌晨接受警方6個小時的訊問，到10月16日警方督察第一次赴京調解，中間只有短短10天，說明上海警方還是很重視楊佳的投訴。有媒體報道，回京后，楊佳多次通過信訪件、電子郵件等形式，向公安部、上海市公安局和閘北公安分局督察部門投訴，認為自己不該受到盤查，且遭到警方毆打，提出開除相關民警公職、賠償其精神損失費和當時電話費1萬元的要求。

　　因為缺乏有關兩次調解過程的相關詳細經(jīng)過報道，我們只能據(jù)事后案發(fā)的結果來判斷：兩次調解沒有取得任何效果。應當說，作為一個公民的楊佳，直到行兇報復殺人襲警之前，還是先“禮”后兇的，正常行使了一個公民所擁有的權利。問題是，從去年10月5日遭查到今年7月1日行兇，楊佳從一個守法公民到一個犯罪嫌疑人，這中間經(jīng)過警方兩次赴京調解，事情的結果絲毫沒有向好的方面發(fā)展，就留給人們一長串思索。

　　是否因為楊佳提出的1萬元賠償及其他要求過高？還是今年3月15日赴京調解之后，再也沒有讓他感到事情有經(jīng)過官方妥善處理的希望？我們不知道上海警方對類似情況調解無效后是如何處置的，很有可能是采取“冷處理”，拖延戰(zhàn)術。按道理說，很多矛盾是可以拖著不辦的。拖著拖著就不用辦了。但是，事情也有另外的一面，時間拖得越長，積怨越深，一旦總爆發(fā)就難以收拾。既然警方認為需要調解，并專程赴京，又了解當事人孤兒寡母的窘?jīng)r以及性格執(zhí)拗的特點，就沒有理由任其調解無效，“迫使”一個公民作出最壞的選擇。

　　一家媒體在報道襲警案過程時，有意無意地披露了這樣一個情節(jié)：“有人聽到，楊佳在一層行兇時曾大聲喝問督察辦公室在哪，得到了‘在樓上’的說法。楊佳隨即穿過了設在一層的對外辦公大廳，趁亂又進入了南側的消防樓梯。”這個細節(jié)告訴人們：一是有同志在危難時刻出賣了自己的督察民警同志，二是楊佳對督察有深仇大恨，督察以往對他的調解連起碼的情感都未能溝通。

　　調解是一門藝術，既要有原則性，又要有靈活性。好的調解，說服對手放下武器。壞的調解，則是讓公民成為罪犯。我猜想，上海警方的兩次赴京調解無效，教訓可能在原則性過強，而靈活性欠缺。從民警6死4傷的結果看以及罪犯最終也要以命抵命，總共是7條人命，如果當時1萬元賠償即使高了一些也接受了，或許可能避免這次驚天血案。我們在調解人民內部矛盾時，始終有一個誤區(qū)：總擔心當事人得寸進尺，漫天要價，而采取能省則省、能免則免的辦法，往往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因小而失大。(蘇文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