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深圳事件”中，我只關心一個人的態(tài)度———朱廣滬。

　　當這位號稱“教父”昔日麾下的幾大金剛聯(lián)手抬轎子把遲尚斌趕走之后，“朱教父”蹊蹺地保持了沉默。在全國體育媒體一片有關正義邪惡、道德非道德的鼓噪聲中，我們幾乎看不到對朱廣滬的質疑。

　　很難說，這是“教父”做人的成功還是育人的失敗。

　　羅馬不是一夜建成，家庭里的壞小子也絕不是一天兩天能夠被慣出來的——它需要長時期的寵慣和隱忍。好了，我們說得直白一點：我認為，朱廣滬作為深圳隊多年的教父級人物，必須對今日發(fā)生的一切負主要責任。

　　先說“教父”。這個詞不僅是一個宗教名詞，還與幫派有關，看過美國電影《教父》的人莫不明白，教父究竟是一個什么玩意兒。那么，朱廣滬在深圳對“教父”的頭銜甘之如飴，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心態(tài)？

　　顯然，朱廣滬蒞臨深圳之前，對隊里的情況了然于胸。用現(xiàn)有的規(guī)章制度約束大佬？那是屁話。無數(shù)的主教練死就死在較真上了。與大佬們沆瀣一氣？恐又違背朱廣滬做人的底線。以情做托兒，恩威并施？好主意。場上給我賣力踢球，場下大家給個面子不要反我“矛槍”，其他的，我不管，大家太太平平一起賺老板的鈔票，豈不快哉？

　　應該承認，“朱教父”的策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取得了旁人無法企及的效果，在欠薪8個月的情況下還能奪得首屆中超冠軍，即是一證。但“教父”之天堂即為他人之地獄。朱廣滬在深圳種下的縱容果實，注定要一個不信邪的后來者收獲。據(jù)說，朱廣滬和大遲交接班時，曾經(jīng)語重心長地囑咐過后者。說什么？不得而知。

　　但俱樂部主教練的交接不是像電影《教父》里那樣，黑社會的教父更替不會依靠行政命令，就算動物園里猴王的爭奪也必須猴頭打成豬頭方能完成———國家隊一紙調令抽走教父，遲尚斌一身殺氣空降深圳，大遲再猛，也是一頭獅子被丟進一群敵視的獅群中，不死也得要你蛻層皮。

　　教父在位時，“英明神武，一統(tǒng)江山”。人剛走，隊伍就分崩離析，我只能說，“教父”的“幫會文化”有問題。教父在時，幾乎以一己之力維系了隊伍的穩(wěn)定，這自然是了不起的，尋遍華夏，不做二人想。但“教父”的統(tǒng)治要訣，我看就是一句話：在我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文/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