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是中華詩歌的主要發(fā)祥地。在先秦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jīng)》中，《國風》160篇有95篇是中州作者的作品。秦漢時期的樂府民歌中，代表當時五言詩最高成就的《古詩十九首》，內容主要反映了中州區(qū)域的民風民情。在魏晉南北朝一批特殊的詩人群體中，代表人物大多是中州或與中州有關之士。如“三曹父子”寫于河南的《蒿里行》、《七步詩》等作品，首開文學史上的“建安之風”；“建安七子”中的王粲、阮、應皆中州名士，詩賦兼長；“竹林七賢”中有阮籍、向秀、阮咸、山濤四人是河南人，主要活動于太行山一帶；“蔡氏父女”中的蔡文姬，更以《胡笳十八拍》等成為歷史上一位著名女詩人；“謝氏家族”的前后多人中，謝靈運留下了《登池上樓》等名作，謝首倡的“永明體”不僅開創(chuàng)了山水詩的新局面，而且講究平仄對仗、音韻和諧，開了我國近體詩的先河。庾信的詩可以說是唐詩絕句的先聲。而杰出的詩論家鐘嶸，更以《詩品》成就了我國文學史上的第一部詩論專著。

　　唐代乃我國詩歌發(fā)展的一個鼎盛時期，中州詩壇尤其群星璀璨。初唐沈期、宋之問的“沈宋體”，對近體詩的形成貢獻巨大。盛唐元結主張“救時勸俗”，為后世杜甫所推崇。岑參、高適是“邊塞詩派”的主要代表。崔灝的一篇《黃鶴樓》，曾經(jīng)使李白“眼前有景道不得”。中唐倡導“不平則鳴”、“陳言務去”的韓愈，在古文運動中功勛卓著，在詩歌藝術上也成就非凡。白居易以平易流暢的詩風倡導“新樂府運動”，其《白氏長慶集》收詩三千，獨占唐代個人創(chuàng)作數(shù)量之鰲頭。元稹與白居易并稱“元白”，在風格、理論上互為接近。劉禹錫與白居易并稱“劉白”，以唱和作品成就最高。李賀詩構思奇特，想象豐富，語言綺麗，在唐詩中可謂別具一格。晚唐李商隱，作品意境朦朧瑰麗，比興取象多彩多姿，尤其“無題詩”成為全唐詩壇的絕響。詩壇巨擘杜甫，是我國詩歌史上的現(xiàn)實主義大師，他不僅在思想上痛切時弊、憂國憂民，在藝術上濃厚凝重、爐火純青，而且使七律達到了登峰造極之境，被稱為“詩圣”。浪漫主義“詩仙”李白的詩歌創(chuàng)作，也與中州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作為另一種文學形式的詞，中唐以后開始發(fā)達，中州詩人也逐漸用之進行創(chuàng)作。如韓的《章臺柳》，王建的《調笑令》，劉禹錫的《憶江南》、《竹枝詞》等，都是膾炙人口之作。被稱為詞中圣手的李煜，國破家亡被擄之后，在汴京寫下了《浪淘沙》、《烏夜啼》、《虞美人》、《破陣子》等名作，中國歷史上多了一位偉大的詞人。

　　到了北宋，中州再次成為中國詩詞文化的中心。如宋祁的“紅杏枝頭春意鬧”、賀鑄“一川煙草，滿城飛絮，梅子黃時雨”、曹組的“門外綠蔭千頃”等名詩名句，傳頌一時。蘇軾、秦觀、王安石等詞壇大家，也主要在河南創(chuàng)作出重要作品。岳飛的《滿江紅》，則將南宋詞壇上的愛國主義旋律高奏入云。陳與義、韓元吉、史達祖等人的作品，也為中州詞壇增輝。

　　金元時期的元好問，詩學杜甫，詞宗蘇辛，一生中的主要活動都在河南，并且編輯有《中州集》，對中州文壇作出了重要貢獻。時至明清，李夢陽、何景明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侯方域、李綠園也各自編有《四憶堂詩集》、《綠園詩抄》，但已經(jīng)成為他們文學創(chuàng)作的“副業(yè)”--中州詩壇與全國詩壇一樣，開始從鼎盛走向衰落。

　　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鬃诱f：“不學詩，無以言。”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一部悠久的中國文學史，主要就是一部中國詩歌發(fā)展史。先秦以下，中州詩壇代有名作、名家。尤其唐宋，河南籍或主要生活在河南的詩人、詞家更是層出不窮。所謂“逐鹿中原”，并不僅僅表現(xiàn)在政治、經(jīng)濟方面，在詩歌藝術領域也曾經(jīng)創(chuàng)造過無數(shù)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