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8月19日電 8月4日在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發(fā)生的舊日本軍遺棄的化學武器毒氣傷人事故，再次向世人表明：即使那場戰(zhàn)爭已經結束半個多世紀，但“歷史還活著”。最新一期《瞭望》周刊的文章說，期待日本政府真誠地履行他們在口頭上已作出的承諾，誠實地對待這次事件，也誠實地對待全部歷史。

　　文章說，如果日本對待歷史問題的態(tài)度能像德國那樣誠實那樣虛心，或許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在二戰(zhàn)后經過一個世代的70年代末，也就是中日兩國簽署和平友好條約那會兒也能獲得解決，日本與中國之間、乃至日本同亞洲其他遭受其侵略和殖民統治的國家和人民之間也未必不可能實現歷史的和解，所謂歷史問題或許真的該從政治家手里轉到歷史學家那里去了。

　　文章通過三方面分析指出：沒讓歷史的和解實現、沒讓歷史問題(它包括歷史認識問題、歷史遺留問題、歷史根源問題等方方面面)“從政治家手里轉到歷史學家那里去”的，恰恰是日本自己。

　　首先，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盡管廣大日本人民并沒有存心否認歷史，但是，一些右翼分子卻在以極不誠實的態(tài)度否定甚至美化侵略戰(zhàn)爭歷史，一再往遭受過日本侵略和殖民統治的亞洲國家和人民的歷史傷口上撒鹽；日本政府負責文教的部門長期以來在歷史教育中極力淡化近代史教育(日本前駐聯合國代表明石康說，“日本高中近代史教科書一般來說內容貧弱，其篇幅平均35頁，相當于法國的1／20，德國的1／10”，忽視近代史教育導致“在日本的學校對歷史之無知十分嚴重”)，甚至給一些人竄改歷史教科書開綠燈；日本內閣的一些大臣寧肯不要烏紗帽，也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所謂“失言”的形式吐露他們對那場戰(zhàn)爭的錯誤觀點；盡管日本歷屆內閣在對待歷史問題的態(tài)度上有所進步，特別是村山富市首相在1995年8月15日發(fā)表談話說，日本在一段時間里實行了“錯誤的國策”，“由于日本的殖民統治和侵略，給亞洲各國人民造成了極大的損害與痛苦”，這一講話基本上可說是一次有誠意的、合格的表態(tài)，至今仍為歷任首相所承襲，然而近年來小泉首相固執(zhí)地一再參拜靖國神社，卻又被國際社會理解為日本領導人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一種“行動表態(tài)”、“以行動談歷史(錯誤的歷史觀)”，導致了日本領導人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口頭表態(tài)”與“行動表態(tài)”的分裂。

　　文章說，中國人民是講道理的，一直把日本人民和少數軍國主義分子嚴格加以區(qū)分，也不認為現在的日本人要對當時的戰(zhàn)爭負責，對于日本普通民眾悼念戰(zhàn)死的親友是完全理解的，因為實際上他們也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而甲級戰(zhàn)犯則不同，他們不是一般的戰(zhàn)死者，應該對那場戰(zhàn)爭負有重要責任。所以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在靖國神社把甲級戰(zhàn)犯作為供奉對象后，日本政府領導人確實不應該再去參拜。

　　其次，在歷史遺留問題上，比如在舊日本軍遺棄化學武器問題上，戰(zhàn)后很長時期日本政府對舊日本軍公然違反國際公法進行毒氣戰(zhàn)的行徑采取遮遮掩掩的態(tài)度，直至1997年《禁止化學武器公約》開始生效以后，作為該條約簽字國的中日兩國在1999年簽署了《關于銷毀中國境內日本遺棄化學武器備忘錄》，日本政府才開始正式承擔銷毀遺棄在華化學武器的責任。在2000年5月，日方對南京的部分遺留化學武器進行了回收，9月對黑龍江北安市的遺留化學武器進行了發(fā)掘和回收，2001年對吉林敦化的化學武器的遺留地點的道路進行了整備，以便為大量銷毀化學武器做前期準備，6月對沈陽市化學遺留武器進行了采樣，11月對南京遺留化學武器再次發(fā)掘和回收，2002年日本政府又撥出了251億的預算為大量的遺留化學武器做前期準備。

　　但是，由于日本政府對戰(zhàn)爭遺留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重視不夠，動作遲緩，處置不力，真正的大規(guī)模銷毀工作至今沒有開始，致使8月4日在齊齊哈爾市發(fā)生的事故一再發(fā)生，而且鑒于所需銷毀毒彈的數量非常之大，難度也非常之大，隨著時間推移化學制劑對于彈殼、彈桶腐蝕日趨嚴重，自然泄漏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如果不加緊進行處理和銷毀，很難保證類似事故不再發(fā)生，原定在2007年4月以前全部銷毀的目標也很難如期實現。

　　第三、在歷史根源問題上，日本對自己為什么會在二戰(zhàn)中遭到慘重失敗，似乎至今還沒有真正找到根源，真正吸取教訓，這與他們缺乏正確的歷史觀有著深刻的聯系。

　　中國高度評價二戰(zhàn)后日本人民堅持和平憲法、走和平發(fā)展道路的歷史。然而，現在日本有人卻處心積慮地要突破和平憲法的“束縛”，朝著偏重發(fā)展軍事力量的方向發(fā)展，加快了走向“軍事大國”的步伐。

　　日本成為經濟大國后，一直在謀求政治大國的地位，積極參加聯合國框架下的國際維和行動，想對國際事務發(fā)揮更大的影響，對此人們可以理解，但是，人們期待日本堅持而不要偏離戰(zhàn)后幾十年走過來的和平發(fā)展道路也是極有理由極其自然的。歐洲人認為“安全保障是如何解決國民的恐怖心的藝術”，對于日本來說，只有在推進歷史和解的過程中推進地區(qū)安全保障合作；在推進地區(qū)安全保障合作的過程中推進歷史的和解，通過這兩者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huán)，加深地區(qū)各國之間的信賴關系，這樣才能有真正的安全也才能真正解決好“國民的恐怖心”。

　　文章指出，齊齊哈爾市“8·４”事件發(fā)生后，中國政府向日方提出了嚴正的交涉，日本政府表示“將對遺棄的化學武器應盡快處理，按照禁止化學武器條約中承擔的銷毀義務的原則進行妥善處理。對于這次事故的處理，將與中國方面密切協作，誠實對待”。這件事表明，中日兩國不應該因為在歷史認識問題上弄僵而影響甚至中斷兩國在包括歷史遺留問題在內的各種重大、緊迫問題上的對話。其實這個道理是很清楚的。如果中日因為在歷史認識問題上弄僵、賭氣，形成“誰也不理誰”的狀態(tài)，那么中日間的其他問題還怎么解決？其中很多問題是耽誤不起拖延不得的。(作者：馮昭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