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6月10日電 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6月10日發(fā)表鄭永年撰寫的評論文章說，自四川汶川地震發(fā)生以來，中國的媒體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隨著媒體自由度的增加，中國在世界上呈現(xiàn)出空前的開放性和透明度。這次出色的抗震救災的報道正改變著人們的刻板看法。

　　文章摘錄如下：

　　中國媒體這次在報道四川大地震過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怎么說也不為過。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一次講話中特別感謝了中國新聞工作者在救災報道中的表現(xiàn)。中國媒體主管部門這次也對媒體的表現(xiàn)稱贊有余。

　　中國媒體及時、客觀、開放、透明的報道，在第一時間傳達了災區(qū)的信息，不僅保持了社會安定，消除了各種謠言、驚慌的報道，也大大增強了政府的公信力。也同樣重要的是，中國媒體這一次真正掌握了在世界公眾面前的話語權，它不僅為中國政府和媒體贏得了國際信譽，也讓一些有偏見的國外組織、媒體和政要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難以妖魔化中國。

　　無疑，中國媒體這樣出色的表現(xiàn)是社會、媒體和政府三者之間良性互動的結果。在這次救災報道過程中，中國媒體首先表現(xiàn)出了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在很大程度上，中國媒體的社會責任感令很多歷來自我驕傲的西方媒體自嘆不如。

　　在西方，媒體一直是社會權力的重要一部分，在西方社會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但媒體的社會責任也一直是西方媒體面臨的一個大問題。有時為了商業(yè)利益，有時為了自以為是的道德價值，西方媒體經常置社會責任于不顧。這個現(xiàn)象在前不久報道中國的“西藏事件”和奧運火炬?zhèn)鬟f過程中暴露無遺。

　　中國媒體在這次報道過程中，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報道，反映事實的真相是中國媒體的責任。

　　媒體的社會責任從何而來？很顯然，社會責任不是從天上能夠掉下來，而是多種因素促成的。“以人為本”和突出人的價值的報道原則促使中國媒體的自律。也同樣重要的是社會的監(jiān)督。如同任何權力，媒體的權力也同樣需要監(jiān)督。中國社會力量尤其是中國的網民這次對媒體的報道扮演了有效的監(jiān)督角色。有了社會力量的監(jiān)督，一旦發(fā)現(xiàn)問題就可以得到糾正和改正。

　　媒體主管部門(政府)的角色認知的變化的作用更不可忽視。一些海外媒體說中國媒體這次是“自我解放”。這并不很確切。實際上，媒體主管部門這一次真正扮演了一個領導者的角色，就是引導媒體的報道方向。

　　中國最高領導層從一開始就為救災抗震奠定了基調，那就是，“救人”。這一基調成為了抗震救災方方面面的行為原則，也是中國這次令世界驚訝的原因。為什么方方面面能夠在“救人”上達成高度共識？原因更為簡單，只是因為這是我們人類最原初的善良的直覺和本能。

　　那么，中國的媒體未來往何處走？抗震救災以來的這一份經驗值得總結，這是一份涉及到政府、媒體和社會三者之間關系的經驗。

　　對執(zhí)政黨來說，這份經驗已經提出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那就是，執(zhí)政黨如何通過媒體自由來獲取領導權？人們甚至可以說，執(zhí)政黨領導權的強弱可以通過媒體自由度的多少來衡量。對任何執(zhí)政黨來說，執(zhí)政權包含統(tǒng)治權和領導權。

　　一些政黨在獲得了執(zhí)政權之后，簡單地行使統(tǒng)治權。但也有些政黨在行使統(tǒng)治權同時也能努力保持和追求其領導權。很自然，后者比前者的執(zhí)政更具有可持續(xù)性。中共是中國的執(zhí)政黨，因此可以說獲得和行使領導權比行使統(tǒng)治權更為重要，或者說領導權是中共長期行使統(tǒng)治權的基礎。

　　如何通過促進媒體的自由來行使領導權？在這方面中共自身的歷史已經提供了非常寶貴的經驗。從遠的說，中共所信仰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就是通過自由討論而得到確立的。如果沒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確立，就可能就沒有共產黨。

　　從近的說，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運動”，也是通過媒體的自由爭論達成共識。如果沒有那次思想解放，很難想象會有今天的改革開放的局面。同樣，改革開放以來，每次大的難題的解決都是伴隨著大大小小的思想解放運動和媒體的自由的獲得。

　　可以說，媒體自由是中共行使領導權的一個關鍵。但這一點并不是所有人都認識得到的。一些人經常把媒體自由與領導權對立起來。

　　中共高層對行使領導權的重要性是有清醒的認知的。執(zhí)政黨是人民的有機部分，要行使領導權就要代表最大多數(shù)人民的利益，這也就是“立黨為公”的主題。

　　因此，前些年高層主管就向媒體界提出了“三個貼近”，即“貼近實際”、“貼近生話”和“貼近群眾”。中國媒體這次成功報道和所展現(xiàn)的社會責任可以說是這三個"貼近"的最好實踐。媒體的社會責任行為實際上大大強化了執(zhí)政黨的領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