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2010年1月1日之后有小偷小摸、計劃外生二胎、在網絡侮辱誹謗他人、無理纏訪鬧訪，甚至因為某種原因被媒體曝光或欠繳水費，你的信用檔案里都將被扣除20—100不等的分數(shù)；

　　如果你曾經被行政開除，判處刑罰，或行政拘留，那么你的信用等級將直接被劃到‘C’檔，進入‘誠信警示級別’。如果你并不在意，又做出不良行為，那么你的誠信將成為‘D’。相應的，你將失去申請執(zhí)照的資格，也不能享受政策性扶持，乃至緊急救助。”

　　一個名為《睢寧縣大眾信用管理試行辦法》的規(guī)定，將個人信用評估按分值分為ABCD四個“誠信級別”。按照這個規(guī)定，上面記者的假設極有可能成為現(xiàn)實。當首批信用分值在媒體公示后，這個江蘇的小縣城一下子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討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一，征信內容過寬，限制了公民權利，是“典型的政府權力越位”；二，評級體系缺乏科學依據，分值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官員和政府的判斷；三，是否官民平等，一視同仁；四，公民隱私權能否得到有效保護。

　　睢寧政府為公眾信用狀況打分的事件，引伸出一個具有普遍性的話題——公權介入道德領域，“合適”嗎？

　　從幾年前的夫妻看黃碟被拘案，到煙民在家中吞云吐霧面臨被曝光危險，再到小偷被迫在電視鏡頭前公開懺悔，個別地方政府介入道德領域的事件屢見不鮮。許多觀點反對公權力直接介入道德領域，但應承認，當下社會存在的道德問題也著實頑固。如果政府不能管、公眾又管不了，怎么辦？在“道德秩序”的世界里，政府、公眾、社會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

　　焦點1：

　　法律與道德之間存在中間地帶？

　　【觀點碰撞】

　　睢寧縣委書記王天琦不止在一個場合說過：在中國僅僅依靠法律是不夠的，在法律和道德之間有一個非常寬的中間地帶。他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闖紅燈，一個是小偷小摸。無論在城市還是鄉(xiāng)鎮(zhèn)，闖紅燈的現(xiàn)象非常多；在農村，小偷可能偷一只羊，只值100元，什么刑罰都不夠，卻讓被偷的人家可能失去一個季度的柴米油鹽。王天琦把睢寧的大眾信用評級，解釋為掌控這個“中間地帶”的行為。

　　易中天(廈門大學教授)：道德與法之間，原本就“無縫”，哪里需要什么“墊片”？

　　楊利敏(中國青年政治學院講師、法學博士)：道德和法律之間是有一個低限度的重合的。某些被認為“構成社會共同體共同生活基礎”的道德規(guī)范實際已經進入了法律，成為基礎性的法律規(guī)范，而除此之外，不直接影響共同體共同生活的道德問題，就應交給個人決定。

　　楊利敏以贍養(yǎng)老人為例告訴記者，當出現(xiàn)虐待、遺棄等現(xiàn)象時，贍養(yǎng)問題便上升到法律制裁的層面，如果沒有達到這個嚴重程度，就應由家庭成員內部自我決定。

　　但，也有觀點認為“中間地帶”是存在的。

　　沈巋(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副院長)：法律管起來乏力，道德約束力也不足的“灰色區(qū)域”是存在的。比如，非常普遍的行人闖紅燈行為。顯然是被法律禁止的，但處罰很輕。交警懶得管，國人自律性又不強。在道德上，這一行為算不上特別“惡”或嚴重違背社會風尚，對其規(guī)范也比較弱。

　　自古以來，在鄉(xiāng)里鄉(xiāng)親的“熟人社會”，道德或信用靠社會輿論和內在自律機制維系。但是，工業(yè)化、城市化的進程中，“陌生人社會”逐漸形成了。人與人之間不再熟悉，流動性又非常強，很難通過傳統(tǒng)的鄰里輿論對其行為的道德與否、守信與否進行約束。如此，便形成了道德約束力相對較弱，而法律又不能嚴格管理的“灰色地帶”。

　　焦點2：

　　公權“越位”背后藏著什么隱憂？

　　【觀點碰撞】

　　事實上，國外早已有評價個人信用的做法，如以分數(shù)等級評價個人信用的做法就源自美國FICO信用分制度；在國內，深圳、上海也分別推出了類似辦法。不過，這些個人信用評價體系主要應用于金融領域，而由政府以信用分數(shù)的形式給個人打分評級，并以強制的手段規(guī)范個人行為的方式卻很少見。睢寧征信辦主任朱品武也直言不諱，對于信用等級C、D的人來說，面臨的懲罰主要來自于申領營業(yè)執(zhí)照、政審等社會管理領域。

　　郭敬波(寧波市鄞州區(qū)人民法院)：在美國馬里蘭州，釣一條未達到“法定尺寸”的小魚，就要被記入不良行為檔案；比利時個人信用中心辦公室，把欠債、違約、抵押貸款情況等一一記錄在案。但為什么類似的做法移植到國內，就被公眾口誅筆伐了呢？我看主要是這些評價體系由政府直接操作，而且被敲上了沉重的“管理”烙印。

　　沈巋：公眾對于睢寧事件的不認同，首先源于對于政府公權力的警惕。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民眾對政府公權力是否可以包攬一切有了較高的警惕。所以，一旦有誰試圖管理道德事務，便使公眾不再注意其出發(fā)點是否善意，而是擔憂政府公權力的膨脹。

　　睢寧的信用評價體系是無所不包的。政府對個人在許多方面的信用信息進行綜合評分，據此把人分成不同等級后，又在不同領域對不同等級的人給予不同的對待。這種大包大攬、而不是有針對性的作法，會使公眾對該體系的合理性產生嚴重懷疑。

　　楊雪冬(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chuàng)新中心副主任)：大部分個體在公共事務中、公共空間乃至私人領域里變成了“沉默的大多數(shù)”。集體性的權力缺位，必然會助長個別權力的越位。這也為公共權力的“越位”干預提供了理由。要保持社會的秩序，如果社會不能自治，那么只能依靠“他治”。

　　焦點3：

　　是“父母官”還是“服務者”？

　　【觀點碰撞】

　　在國內，個別地方政府利用公權對公民道德進行“管理”的事件并不是孤立的個案。沈巋等人認為，公權越位有可能產生許多潛在的危險：第一，政府對私權的侵犯，對私人空間的侵犯，這會使隱私的保護變得非常困難；第二，公權力腐敗的可能性加大，在個人征信系統(tǒng)中，相關政府部門有很大權力，權力意味著資源，資源則使尋租成為可能；第三，將形成對全能政府的依賴心態(tài)，公眾動不動就找政府，政府什么都要管；第四，政府公權力的越位，實際上意味著對市場、對公民社會的擠壓。

　　易中天：權力一旦越界，它還縮得回去嗎？所以，道德這事，政府管不得。

　　楊利敏：某些地方政府感覺自己在道德上優(yōu)越于社會和公民，嘗試以一種“教化者”的形象出現(xiàn)，這與過去“父母官”的思維一脈相承。但與當下服務型政府的努力方向卻背道而馳了。

　　沈巋：政府插手個人信用事務本身不見得就一定錯，關鍵是，政府在多大范圍內進行合法合理的干預。

　　舉例說，我國工商部門對企業(yè)信用進行分類監(jiān)管，如被鎖入北京信用信息系統(tǒng)的“警示信息系統(tǒng)”的市場主體(含自然人)，在鎖入期間其投資資格受到限制，包括自然人不能擔任其他公司的新股東等。這種思路和方式，是很多人都能接受的。因為政府對個人信用信息的運用并不是無所不包的，而是讓其在什么地方失信，就在什么地方受到限制，而非“連坐”其它�！胺�務型政府”應該做尊重人民意愿、體現(xiàn)人民要求的事。

　　焦點4：

　　界限應該定在哪里？

　　【觀點碰撞】

　　從生二胎、拖欠貸款、不贍養(yǎng)老人，到毒奶粉、地溝油、醫(yī)院用工業(yè)氧氣，有違道德的事件層出不窮，而這正為一些地方政府提供了“作為”的空間。睢寧大眾信用管理辦法出臺后，令人意外地卻獲得當?shù)孛癖姷闹С�。對于實施效果，睢寧官方回應稱，兩個月來，農村盜竊發(fā)案率同比下降26.8%，公安交警部門查扣酒駕人數(shù)同比下降71.4%，闖紅燈人、車數(shù)同比下降22.8%……“ 西方的自律和自治，在中國50年也做不到，我們今天這樣做，是為了今后能進入自律和自治。”王天琦說。

　　沈巋：在經過幾年的治理后，重回自治自律？那為什么不從一開始就讓市場、社會、家庭來解決誠信等道德問題呢？比如，建立銀行的誠信評價體系，或利用協(xié)會、社區(qū)、NGO組織自發(fā)對公民、企業(yè)加強約束。

　　楊利敏：什么樣的道德問題是政府需要過問和可以過問的，這在法律中已經規(guī)定好了，除此之外，政府無強制性的權力來介入。也就是說，法律授權的政府才可以做，沒有獲得法律授權的，政府不能做。這也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

　　沈巋：公權力應以市場、社會、家庭確實難以通過自身力量維系的公共秩序為界標。如果可以通過市場、社會、家庭的力量予以解決的問題，或者通過政府指導、培育市場、社會和家庭的力量來解決的問題，政府 就不應該直接插手和干涉。

　　易中天：在市場經濟下，體現(xiàn)“契約原則”的是法律，體現(xiàn)“誠信原則”的是道德。在建設這樣的市民社會中，政府一可以保護，二可以服務。

　　“關鍵在于，是否有適當?shù)纳鐣�機制，讓公民在表達自身道德需求和形成道德實踐乃至新的道德規(guī)范時有一個落腳的地方�！睏罾�敏說，這個社會機制包括暢通民事訴訟、公益訴訟的渠道，NGO(非政府)組織的建立等。 “如果要依靠政府自上而下地施予和強制推行道德規(guī)范，成為‘監(jiān)護人’，將使公眾失去自發(fā)的熱情和內在的驅動力。功利地‘做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

　　沈巋說，在“陌生人社會”中，政府應努力通過培育市場、社會和家庭的力量，對道德秩序加以維系，而不是直接處理�！氨仨氁庾R到：政府不是萬能的，更不是道德衛(wèi)士；政府首要的是保證自己的誠信、當好一個好老師，因為‘政府是一個感染力極強的教師，不論教好教壞，它總是以自己楷模行為教育整個民族’”。

　　本報記者 鄭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