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睢寧縣這幾日成了全國媒體關注的焦點之一。事情起源于該縣公開了《睢寧縣2010年1-2月份大眾信用信息征集及信用分值加減情況》，媒體普遍認為，這是在國內(nèi)首創(chuàng)了一套大眾信用管理打分評級體系。報道稱，睢寧縣創(chuàng)造性地將個人生活的各個方面引入了大眾信用信息征集系統(tǒng)，從銀行欠貸到早點擺攤，從官員受賄到司機闖紅燈，從欠繳水費到家庭道德等無所不包。這些行為全部被量化為分數(shù)，并將公民個人評為ABCD四個等級。

　　輿論反響的強烈，也許在意料之中。批評和支持，幾乎都有理由可陳。反對者的理由有這么一些：縣委政府向公民發(fā)放“良民證”的做法，不是一個公民社會中應有的合法行為，公權(quán)民授，政府沒有資格對每個公民進行信用的等級劃分，更不能據(jù)此對民眾行為進行所謂治理，因此，認定這是一種非法行為；縣委政府不能依據(jù)自行擬定的信用標準對公民行為進行評判，影響到公民的生存狀況，進而對政府號召的“招商引資”等功利性目的進行了質(zhì)疑，以為這必將導致公民信用的泛濫。而贊成者，則肯定了睢寧信用事件的實踐意義。

　　睢寧事件的產(chǎn)生，以及造成這么大的社會討論，怎么說，都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中國的改革開放，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開始，凡是引起了社會大討論的事情，其結(jié)果都是積極的，都是導引或者推進中國這艘航船前進了的。中國特色的信用，必然跟國外的信用范疇有較大的不同，不要否定一個政府對公民基本素質(zhì)塑造或者要求的意義。一個事情從合理走向程序的合法，在特殊時期和特殊事件上，我們應該抱有一定的寬容。我們不要葉公好龍，那個葉公，總是盼望龍的降臨，但一旦真龍飛臨，他又害怕得要死。

　　一個當代中國公民的信用應該如何評價？一個具有了相當信用水準的公民，會受到何種社會尊敬？這些，僅有籠統(tǒng)和抽象，是無濟于事的，因此，睢寧成了第一個吃螃蟹者。如果在這個時候，強調(diào)所謂的法的程序性，那也是不現(xiàn)實的訴求。誰見過社會的變革是從法的層面完善和開始的？包括所謂最具有契約精神的美國，那么多的社會問題的涌現(xiàn)，最先解決它們的也不全是“法”。

　　改革者，并不都享受美名或者成功之冕。中國的市場經(jīng)濟，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誠信的障礙。中國人對中國人不怎么放心，外國人對中國人更不怎么放心。那么多的法的問題，都是由現(xiàn)在還不構(gòu)成法的問題的誠信疙瘩糾結(jié)而成的。這個時候，我們還強調(diào)道德的歸道德、法律的歸法律，還有多大的意義？睢寧的誠信等級劃分，跟所謂的國民等級，跟歷史上的元朝人的四級人等，一丁點邊也挨不上，但有人就偏要生扯死拽在一起。當然，睢寧實踐的信用，肯定存在量化寬泛、引用過濫的某些情形，但究其實質(zhì)，它是對包括官員本身在內(nèi)的所有人比較寬泛的信用行為的一次入檔、一次評定。遺漏之處，當然可以容忍，可以建言，可以修改，而不可一言打壓之。

　　筆者的擔心，是在睢寧那么一個彈丸之地，制造這么大的一個信用的事件，就算在當?shù)赜兴�建樹，也難以在中國這么一個浩大的空間里，產(chǎn)生一次真正的激蕩。一個區(qū)間里的小循環(huán)，怎么樣引發(fā)一個更大的循環(huán)，那才是最值得期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