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破解城鄉(xiāng)分治，首先要從體制上解決”

　　——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陸學藝

　　目前城鄉(xiāng)統(tǒng)籌存在的諸多問題都是由于結構性和體制障礙尚未破除而造成的，這是下一步改革攻堅的關鍵點

　　本刊記者/王維博 韓永 (發(fā)自北京)

　　成都的城鄉(xiāng)一體化改革，事實上要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這到底是一個什么問題？這個問題是怎樣產生的？市場化的路徑能否最終破解中國的城鄉(xiāng)二元結構，消除城鄉(xiāng)差距，帶動農民增收？本刊為此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社會學家陸學藝。

　　“三農”源自城鄉(xiāng)分治

　　中國新聞周刊：“三農”問題怎樣產生？目前中國的“三農”問題在哪里？

　　陸學藝：這要考察中國三農問題的由來與發(fā)展。中國自1949年以后，搞工業(yè)化一直沒有爭議。要現代化必須搞工業(yè)化，無工不富，這一點即使在“文革”時期都沒有爭論。但城市化就不行了，為什么呢？卡殼就在1958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是按國際慣例進行的，農村進城是沒有戶口問題的。我1956年進北京，當時并沒有戶口障礙。但1958年“大躍進”，一下子幾千萬農村人進了城，搞大煉鋼鐵那一套。再加上1959年搞的“大鍋飯”導致農民積極性不高，糧食產量就下來了。糧食一下來，1960年就沒飯吃了，國家便通過戶口制度實行城鄉(xiāng)二元結構，不許農轉非，城市的大門關了，一關就關了50年。

　　不僅如此，城市也開始動員干部和新工人回去，1962年，全國城市動員了大約三千萬人回農村。那時候三千萬就等于5%了，因為當時全國人口只有6億人。1966年繼續(xù)搞知青下鄉(xiāng)，實際上也是對城市人口的分流。

　　中國在這個事情上受過大挫折，記憶猶新，所以戶口遲遲不敢放開。工業(yè)化社會，農村人口卻占百分之六七十，肯定是不行的。這種城鄉(xiāng)分治的后果之一就是城鄉(xiāng)差距越來越大。到了十五屆三中全會時，有些專家建議把戶口放開，提城市化，但是當時不被接受。后來中央同意提城市化，但是要叫城鎮(zhèn)化。

　　中國新聞周刊：上世紀90年代以后，城市化還是迅速在中國鋪開了，大量的農民工開始涌向城市。但問題似乎并沒有解決。

　　陸學藝：中國要現代化，要工業(yè)化，必然要有70%到80%的人口在城市。實際上，即使不許進城，農民也要進城。因為農村就只需要那么多人，剩余的勞動力很多。

　　后來就出現了一種情況，城市要人，但只要勞動力，農民的教育、醫(yī)療住房等一概不管。很多省都在喊，打工掙回來的錢比財政收入都大，這是缺少常識的，是不了解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剩余價值都留在城市了。

　　我曾經算過，一個農民工創(chuàng)造的財富價值一年是25000元，那時的農民工工資很低，一年大約8000元，按馬克思主義剩余價值的理論，一個人一年創(chuàng)造的剩余價值就是17000元。100萬農民工就是170億，500萬人呢，就是850個億。上海農民工超過500萬。深圳更多，1000萬，就有1700億。

　　所以不光是城鄉(xiāng)差距越來越大，地區(qū)差距也越來越大。

　　2008年的部分數據已經出來了，糧食大豐收，但是城鄉(xiāng)差距還有3.38，實際上從1995、1996年以后，這個差距每年都在擴大。

　　“光補貼解決不了‘三農’問題”

　　中國新聞周刊：那么，這個“結”到底在哪兒呢？

　　陸學藝：現在情況是，農村基本上不是市場經濟，而城市基本上是市場經濟，體制上的差距是造成二元結構的根本原因。

　　農村的資源，農民工是一個大頭，另外一個是土地。但長期以來，農村的土地一畝三萬五萬就拿來了，這是相當荒唐的，雖然征地法規(guī)定，征地補償是每畝收益的10倍15倍，后來擴大到30倍。一畝地算1000元，給30倍也只有3萬，再給點樹的補償、房子補償，不會超過5萬。而上市一賣就幾十萬幾百萬。

　　僅上海一年，我估計這樣的收入就有好幾千億，被政府和開發(fā)商分了。形成土地財政，第二財政。它不在預算決算里面。

　　十六大提出要縮小城鄉(xiāng)差距，所以這幾年中央是真給了錢了。現在政府做了很多好事，農村四免一補，教育、醫(yī)療都在改，但城鄉(xiāng)差距還是在擴大，為什么？不從體制上改變二元結構，只是小打小鬧地補貼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所以這次三中全會的好處是，中央把三農問題的癥結找到了，以前從來沒有這樣提過的。這就像很多繩子把農民捆住了，削掉一根，他就活一根。這次我看到一條，醫(yī)療改革，每人補120元，城里和農村是一樣的，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兒，以前，城里人分布票每人18尺，而農民是15尺，難道是農民的個子矮？很不講理的。

　　中國新聞周刊：成都目前正在進行的產權改革，走的是讓農村資源市場化這一條路。你如何評價這種做法？國內此前是否有類似的嘗試？

　　陸學藝：這個做法好。

　　確權來源于江西的林權改革。以前包產到戶的時候林地也分了，但很不規(guī)范。再加上怕政策變化，很多老百姓都把林子給砍了。中央一看不行，就下禁令封山，但長期這樣也不行哪，前幾年就搞了林權改革，把山地分到戶，七十年不變，可以繼承，可以抵押，這樣就把山地搞活了，效果很好。所以有人提出把江西林權改革的做法也用在農村土地上。

　　中國有個傳統(tǒng)，不太好辦的事可以采取變通的辦法。目前我們的城市地區(qū)已經基本建立市場經濟體系，下一步要在農村地區(qū)推進市場體系建設，農村要跟城里的市場經濟銜接。讓土地能自由流轉，還農民以“地權”，同時改革戶籍制度，真正打通城市和農村的藩籬。

　　中國新聞周刊：打破這個藩籬，顯然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成都的實踐中也采用了一些變通，這種變通有可復制性嗎？

　　陸學藝：我看難，主要一條是領導要有改的決心。真正改起來也不困難，只要照十七屆三中全會的要求做，破解二元結構就有希望。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一個好的《決定》，可惜來了一個金融危機，把注意力分散了，真是照這個文件去做，我說是可以改好的。

　　目前是要填溝，就是要想方設法提高農民的收入，我在給他們(成都)做報告的時候就說，要破解二元結構，首先要從體制上解決，是體制讓老百姓窮了。

　　用農民組織來應對風險

　　中國新聞周刊：我們在采訪中注意到，農村的土地租出去以后，很多人不種糧食，而是種花椒、蔬菜等，他們覺得這些更來錢。但有一個問題，如此一來，糧食安全怎么辦？

　　陸學藝：最近我一直在琢磨這個事。糧價為什么上不去？

　　1996年糧食產量超過10060億，到2003年又降到了8600億斤，退到1991年的水平。中央著急了，從2004年開始免農業(yè)稅費呀，補貼呀。從2004年到2007年，糧食連增四年，達到10030億斤，但還沒達到1996年的水平。雖然增產了，但按人均糧食算，其實是少了，可糧價怎么還是升不上去？國家漲價了也上不來。我覺得，這里面統(tǒng)計有問題，沒有把糧食統(tǒng)計上來。糧價這么低，想漲也漲不上去，那么就是因為多了，沒別的原因。

　　事實上，我估計糧食至少是在12000億到13000億之間，所以說是足夠供應的�，F在的統(tǒng)計方法，統(tǒng)計不上來。不然，說不明白為什么12年了，人口增加了近1億，糧食生產沒有增加，糧價就是上不來。

　　最終糧食不要發(fā)愁，農民很聰明，真正實現市場化了，糧食是會出來的。

　　中國新聞周刊：還有一個改革的風險或者說改革的保障問題。很多農業(yè)企業(yè)主可能會拖欠農民租金，有的合同不能完全執(zhí)行。農民集中居住后如果就業(yè)解決不了，租金又收不回來，豈不是一種社會的隱患？

　　陸學藝：這個事情需要農民聯合起來，農村一定要有自己的組織。不解決這個事情，農民的利益難以保障。

　　我贊同“公司+農戶”的經營形式，但這個農戶應該是聯合起來的農戶，要有農民協會的農戶，這才能制約他。一個大公司和一家一家的農戶簽合同，算計起來農民是好不了的，給人家養(yǎng)點雞，要算錢的時候還得想辦法去跟人家把關系弄好嘍，還不要說他經營不好就跑掉了。

　　城市化是城鄉(xiāng)一體化的必由之路

　　中國新聞周刊：在你看來，成都的改革難點在哪里？最后要走上一條什么路？

　　陸學藝：成都是遇上這么個領導，遇上這么個班子，能干、敢干也愿意干，但是也很艱難。因為他幾個大的動作干不了，戶口取消沒用的，土地不敢動。

　　去年的這個時候，我去成都，和他們談過，也到下面看過，知道他們的難處在哪兒。當地的老百姓宅基地大，拆了平房蓋樓房，我住一套出租一套，老百姓樂意，當地房價也下來了。在北京就叫小產權。

　　好在他是試驗區(qū)，有試錯的權力，為三農問題尋找出路也是他們的責任。

　　至于下一步，成都最大的出路是把這幾百萬農民中的大部分轉為二、三產業(yè)的工人。靠農村的產業(yè)，畢竟力量有限。要靠工業(yè)化、城市化解決農民的問題。

　　全國現在的統(tǒng)計，產業(yè)工人的比例是45.6%，那里面有兩億是農民工。

　　成都如果能做到真正的產業(yè)工人占到70%，二、三產業(yè)能占70%，農民只剩20%、30%，它的城鄉(xiāng)一體化就成功了。最后是走的這條路。

　　法國有一個大學者，叫孟得拉斯，有一本書，《農民的終結》，他說農民的終結并不是說沒有農業(yè)了也沒有農民了，是說中世紀的農民，也就是中國小農經濟沒有了，都轉到二三產業(yè)了，剩下的農業(yè)都是農業(yè)企業(yè)，規(guī)模經營。只有那個時候，現代化才算實現了，農民只是一種職業(yè)分工，而不是一種身份。我覺得中國最后要走的就是這樣一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