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護百姓合法權益，是改革開放以來最鮮明的一大立法主線。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民法通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到近年的《物權法》、《勞動合同法》，這一立法追求不僅沿襲至今，而且日益貼近民生，創(chuàng)造了最溫暖人心的法律財富。

　　1986年：《民法通則》

　　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民事法律，在改革開放之初便已納入重點立法方向。上世紀80年代中期，盡管《經濟合同法》、《婚姻法》、《繼承法》等一些單行民事法律已經出臺，但規(guī)范民事活動共性問題的民事基本法依然在審慎的審議之中。

　　1986年4月，我國《民法通則》問世。

　　《民法通則》引入的一系列現(xiàn)代民法概念和民法原則，讓普通百姓的日常民事活動進入到了有法可依的時代。

　　據(jù)測算，改革開放之初，在法院受理的案件中，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約各占一半。《民法通則》頒行后，很快成為司法實踐中運用最為頻繁的法律之一，民事訴訟案件也隨之攀升。時至今日，民事訴訟已在各類訴訟中占絕對多數(shù)，與刑事訴訟的比例達到了7：1左右。尤為重要的是，《民法通則》所倡導的“自愿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等現(xiàn)代民法理念，深刻改變了人們處理日常事務的行為方式。

　　30年前，我國法院受理的民事訴訟幾乎都是離婚案，而與公民權益密切相關的其它類型訴訟寥寥無幾。時至今天，賠償、繼承、債權、知識產權、隱私權、肖像權、姓名權、相鄰關系等等，紛繁復雜的各類民事案件紛紛出現(xiàn)在法院審理民事案件的立案種類中。

　　30年前，“息訟”、“無訟”的傳統(tǒng)觀念根深蒂固，百姓遇到民事糾紛時，找派出所、居委會、單位之類的組織協(xié)調解決司空見慣，或者干脆忍氣吞聲了事，唯恐走上法庭會“傷了和氣”、“沒了面子”。時至今日，不要說借錢不還、東家樓房擋了西家陽光之類的糾紛要在法庭上見分曉，即使是鄰里口角時有一方言詞過激，都有可能被對方以人格尊嚴受損的名義告上法庭。

　　這些變化生動地證明，《民法通則》在為百姓合法權益提供強大法律支持的同時，也喚醒了百姓的權利意識和法治意識，為國家法治進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由于當年立法條件所限，法條過于原則、簡單的《民法通則》近年引起一些爭議，隨著《合同法》、《物權法》等重要的民事法律相繼出臺，一部更加完善的民法典已呼之欲出，并最終取代《民法通則》。但《民法通則》所作出的立法貢獻將珍藏在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記憶中。

　　1993年：《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在人們日常生活中家喻戶曉的法律，莫過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國消費者如果購買了假冒偽劣商品或接受了低劣粗暴的服務，絕大多數(shù)都是忍氣吞聲。直到1993年10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問世后，這種現(xiàn)象便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

　　1995年3月25日，即《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正式實施后的第2年，一位23歲的山東青年專程來到北京隆福大廈購買了兩副假冒“索尼”耳機，隨后理直氣壯地要求商家雙倍賠償，其依據(jù)就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guī)定的“損一賠二”原則。這一事件震驚社會，而事件的主人公就是日后被消費者視為英雄、又被許多商家斥為“刁民”的王海。戴著墨鏡、不斷化妝、行蹤神秘的王海成了新聞人物，由他開創(chuàng)的職業(yè)打假行為，更是召來了眾多追隨者，最終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形成了獨特的“王�，F(xiàn)象”。

　　與“王海”們傳奇式的職業(yè)打假相比，《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為普通消費者提供更多的是一種自我保護能力。在此之前，還沒有任何一部法律像《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這般，在坊間被頻繁傳誦，也沒有任何一部法律像《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這樣，強烈喚醒了百姓的維權意識，催動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勇敢拿起了維權的法律武器。

　　統(tǒng)計表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正式實施第一年的1994年，全國各級消費者協(xié)會受理了約41萬起消費者投訴。截至2004年6月，各地消費者協(xié)會已受理了825.35萬件投訴，為消費者挽回經濟損失60.42億元。另有調查表明：昔日消費者遇到權益受損時，每10人中僅有1人會投訴，如今每10人就會有半數(shù)運用法律去爭取權益。

　　更深刻的變化在于：十多年前，消費者投訴往往集中在價值兩千元以上的商品，投訴類型也較為單調。時至今日，不僅大小商品、各色服務都已納入消費者挑剔的目光，挑戰(zhàn)壟斷行業(yè)、質疑“霸王條款”之類的維權行動亦是層出不窮，甚至出現(xiàn)了為一分錢、一角錢訴諸法庭的案例。這種不計成本的維權訴訟雖存在諸多爭議，但它從另一個側面生動地證明：中國消費者的維權觀念，已經從單純索求經濟賠償?shù)奈镔|層面，躍進到了捍衛(wèi)消費尊嚴的精神層面。而這，正是一個社會實現(xiàn)公平理想、公正道德的民意基礎。

　　“消法”——中國百姓送給《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如此親昵的“別名”，以表達他們的喜愛和感激之情，也正是這部法律，幫助昔日“沉默的羔羊”，真正找到了“上帝”的感覺。

　　2007年：《物權法》

　　倘若要評選最受百姓關注、與百姓利益聯(lián)系最為密切的法律，《物權法》無疑具有最強的競爭力。在中國立法史上，還沒有一部法律像《物權法》這般，讓全體公眾傾注了如此高漲的熱情、如此深厚的期待，并持續(xù)數(shù)年成為街談巷議的公共話題。

　　僅僅在五六年前，這番高溫不褪的“物權法熱”還難以想象。2002年年底《物權法》草案首次露面前，中國所有與物權有關的法律中都沒有“物權”兩字，普通百姓更是壓根不知“物權”為何物，而在計劃經濟的傳統(tǒng)意識中，私有財產似乎也永遠帶著難以啟齒的“原罪”。

　　《物權法》從1993年醞釀起草到2007年3月正式出臺，其走過了長達14年的立法之路。自2002年底提交初審后，物權法草案兩度推遲出臺，先后審議8次，創(chuàng)下了中國立法史上審議次數(shù)之最。與此同時，在《物權法》立法過程中，既有物權知識和觀念的啟蒙，又有公布法律草案后的“全民參與立法”浪潮。而物權立法必然牽扯的諸多復雜矛盾和利益沖突，又引發(fā)了我國立法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爭議，大到立法方向是否違憲，小到小區(qū)車庫歸屬，物權法草案的每個細節(jié)幾乎都陷入了爭論旋渦。

　　經過多方博弈、反復平衡后出臺的《物權法》，被視為“走向市場經濟的里程碑”。但在這些宏大意義之外，《物權法》對普通百姓而言更多意味著是一部“安居樂業(yè)之法”、一紙“公民財產權利保障書”。

　　《物權法》不僅確立、細化了私人財產所有權的保護機制，而且針對現(xiàn)實的民生問題，設計了種種捍衛(wèi)百姓利益的“權利方案”。其中既有惠及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等物權制度，也有破解小區(qū)物權沖突、維護城市業(yè)主權益的制度安排。而《物權法》的國家征收制度所追求的“百姓權益精細化”，更是直面現(xiàn)實生活中危害公民財產權較為突出的非法征地、不公拆遷等現(xiàn)象……所有這一切，都讓人們感受到了權利的陽光和法律的溫暖。

　　2007年出臺的《物權法》，在為法制現(xiàn)代化和民法典的制定奠定一塊重要基石的同時，必將成為支撐民間社會和諧有序的最重要的生活法則，亦將成為普通百姓最經常運用的維權武器，在公權力面前豎起私權利保護之墻。

　　從更深的層面而言，《物權法》不僅貢獻了一套財產權利規(guī)則，也將進一步激活、更新全社會的財產觀念和權利意識。因為《物權法》的誕生，財產權從此不再蒙羞，而是成為光明正大、不容侵犯的神圣權利。

　　2007年：《勞動合同法》

　　與物權立法相似，《勞動合同法》的制定亦是近年來舉國關注的事件，它涉及億萬勞動者是否能用契約的方式將其合法權益固定下來，并引發(fā)了迄今為止最為激烈的立法博弈。

　　2005年年底，對勞動者實行“傾斜”保護的勞動合同法草案提交一審，旋即招致褒貶不一的爭議聲浪。在此后一年多時間里，各方面意見激烈對抗。

　　立法機關于2006年3月公布法律草案“開門立法”，并收到19萬多件立法意見，這一數(shù)據(jù)創(chuàng)造了改革開放后全國人大立法史的新紀錄。尤為重要的是，普通勞動者的立法意見占據(jù)65%的比重，弱勢的勞工階層正是借此充分表達了其利益訴求，這對日后的立法走向影響深遠。

　　2007年6月，歷經四審的《勞動合同法》誕生。

　　事實上，《勞動合同法》正式實施前后，盡管出現(xiàn)過“勸辭門”之類的規(guī)避、抵觸法律事件，但幾乎所有的用人單位都開始接受《勞動合同法》，新勞動合同制度的全面推行已是不可阻擋的大勢，假以時日，必將對全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勞動合同法》誕生后，《就業(yè)促進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相繼出臺，《社會保險法》草案也進入了審議程序……這些緊扣民生問題的社會立法，也是百姓手中彌足珍貴的維權武器。

　　從歷史的觀點看，《勞動合同法》或許是中國立法理念轉型的一個重要拐點。改革開放行進至今，已面臨利益博弈不斷加劇、民生問題日益突出等問題，如何邁向以社會公正、民生保障為主旨的改革時代，《勞動合同法》以自己的方式作出了回答，也為未來留下了豐厚的精神啟示。(阿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