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媒體推動公眾事件凸顯社會治理條件的變化，一些基層干部的治理理念、素質與當前民眾、執(zhí)政環(huán)境需求存在“治理脫節(jié)”

　　新年前后，遼寧、陜西、湖北等地相繼發(fā)生了西豐事件、綏德事件、天門事件等沖突事件。這三起事件經網絡輿論傳播放大，造成廣泛社會影響，有關專家認為這等同于新型公共安全危機。

　　在媒體的“定向沖擊力”之下，一些地方基層主要干部暴露出不善應對新型事件、執(zhí)政觀念落后、政治敏感性差等問題，執(zhí)政理念、手段與現代社會要求出現明顯“基層治理脫節(jié)”現象。

　　網絡助推個案升級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傳媒預警研究”課題組負責人、華中師范大學副教授喻發(fā)勝分析了近期三起侵權沖突事件的共性：一是事件起因均是“枉法行政”，個別領導干部或執(zhí)法人員群體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權利；二是事件發(fā)展均經網絡傳播放大，當事人遭受巨大輿論壓力；三是事件處置雖從一定程度上回應了網民要求，但輿論并不因此平息，反而向批評干部權力、政治體制等方面轉移。

　　中國人民大學涂光晉教授認為，近兩年來，無論是政府組織還是社會組織，越來越多的公關危機開始由“公眾”危機向“公共”危機轉化，即由組織與特定公眾的關系危機，演變?yōu)樯婕肮�共利益、危及公共安全、造成重大社會影響的危機。

　　社會學家、武漢大學博導周長城教授認為，這幾起侵權個案經網絡傳播，形成“輿論風潮”，其影響覆蓋面大大擴大，不僅給社會心理投下陰影，還帶來不少影響穩(wěn)定的隱患，已具有公共事件的性質，構成了一種新類型的公共安全危機。

　　據本刊記者調查，三起事件輿論關注的中心從侵權案事發(fā)與上升到對理念與制度的“定向沖擊”，均在較短時間內完成，大體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事發(fā)后一兩天內的“悲情階段”。此時國內一些媒體報道事件本身，網民表達關注，探尋事件真相，發(fā)言普遍較為情緒化。天門事件事發(fā)次日，國內各大網站均予以轉載報道，當天僅新浪網新聞跟帖就達19000余條，大部分跟帖均批評城管人員粗暴殘忍，執(zhí)法犯法。綏德事件事發(fā)后次日，網上跟帖大多是追問事件真相，激烈言辭所占比例還不大。

　　第二階段是事發(fā)后兩三天內的“追責階段”。此時若干媒體進行深度分析報道，體現多方聲音的網民群發(fā)議論，并大量鏈接同類案例，追尋事件根源。比如，有網民將西豐事件、綏德事件與近兩年重慶“彭水詩案”、山西“稷山文案”等一系列事件聯系起來，集中探討因言獲罪現象。天門事件也引得網民紛紛上載各地城管“暴力執(zhí)法”案例，等等。

　　第三階段是事發(fā)后三四天內的“過激階段”。此時境外媒體、敵對勢力介入，借機進行反華宣傳，甚至策劃組織群體性事件。天門事件發(fā)生后第三天，與境外有關組織聯系密切的幾個人即策動各種活動，以種種手段煽動群眾情緒，等等。有邪教網站也呼應有關活動進行大肆渲染。

　　周長城、喻發(fā)勝等專家分析認為，今年初這幾起侵權個案之所以迅速演化為公共事件，除近年來全社會維權意識高漲，及侵權事件具有普遍性、代表性、貼近性外，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傳播技術的進步與傳播媒介的競爭，特別是網絡媒體的崛起與普及，加快或擴展了信息的傳播速度與影響范圍，使侵權事件極易進入公共傳播領域并被設置為公共議題。

　　據一些長期從事信訪工作的干部反映，十幾年前群眾維權都是找黨政部門；后來講依法辦事，都涌向了司法機關，五六年前輿論監(jiān)督力度加大，不少人想方設法找新聞媒體，甚至找境外媒體“告洋狀”；現在網絡媒體作用大，一些人直接上網表達訴求，希望引起網民普遍關注。

　　輿論敏感點落差凸顯觀念落后

　　年初發(fā)生的這三起事件中，地方黨委政府、司法機關、民眾和大眾傳媒均是主角，其中大眾傳媒“戲份最重”，不僅集納民眾的聲音進行輿論監(jiān)督，而且僭越司法職能展開了聲勢浩大的“輿論審判”。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呂忠梅說，與司法審判不同，“輿論審判”更多的是猜測、推論，不重證據；采用道德標準而不是法律標準；習慣性地對“被告”進行“有罪推定”，甚至不容“被告”舉證和解釋。有時媒體報道的事實與司法認定的事實不可能完全一致，有時甚至完全相反，但媒體報道已經給公眾造成了先入為主的印象，當司法裁判與人們的判斷結果不相同時，就會認為司法裁判不公正。

　　“輿論監(jiān)督強勢”并不表明我國輿論監(jiān)督到位和充分。喻發(fā)勝認為，我國輿論監(jiān)督還處在初始發(fā)展階段，主流媒體輿論監(jiān)督似乎存在被邊緣化的趨勢，真正強勢的是以網絡為主的新興媒體，網絡輿論以強烈的互動性和暴發(fā)性，短時間即可形成所謂的“輿論風潮”。

　　這可以與多起“因言獲罪”案件互相印證，表明一些官員的“輿論敏感點”，與公眾要求存在嚴重脫節(jié)。

　　在過去兩年多時間里，我國先后出現多起普通干部群眾因評論所在地區(qū)主要領導而遭司法制裁的事件。

　　本刊記者在調查相關事件時了解到，這些普通干部群眾“因言獲罪”的表面原因是“誹謗、侮辱”了所在地的黨政主要領導。但究其根源，應該說是這些主要領導自身政治素養(yǎng)不夠，個人好惡情緒與執(zhí)政履職行為相互混淆，甚至個人情緒成為主導，不惜動用公權力。

　　記者在基層采訪發(fā)現，一些基層領導干部現有的執(zhí)政思維和能力依然習慣于不開放、不透明狀態(tài)下的向上集中、向下強壓式的執(zhí)政模式。另外，在一些地方，少數領導干部還殘留著傳統(tǒng)封建意識下的愚民執(zhí)政理念，不習慣在日益成熟的社會監(jiān)督、輿論監(jiān)督氛圍下工作，不習慣“公開、透明”執(zhí)政。

　　記者在調查國內幾起“因言獲罪”事件的過程中了解到，事件涉及的基層主要領導干部的政治素養(yǎng)低下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太把普通干部群眾的批評“當回事兒”，眼里揉不得半粒砂子，遇事反應極端、過度，歸結為“從政心理脆弱”；二是太不把普通干部群眾的批評“當回事兒”，也不在乎隨意動用司法力量可能給黨和國家?guī)�來的負面影響，單純地認為這是一件不足掛齒的“家務事”，歸結為“政治敏感性差”。

　　一些專家學者在分析造成基層干部政治素養(yǎng)低下的原因時認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績觀”是制度因素，不重視理論學習、日常學習往往流于形式、走過場是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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