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召開的重慶市提案現(xiàn)場辦理會上，重慶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黃奇帆在聽取匯報時突然打斷正在念稿的政府官員，呵斥“這種場合就不要說這些官話了！沒有必要！”此話效果立竿見影，接下來發(fā)言的官員直接跳過關于“認真領會提案精神”等，直指實質(zhì)內(nèi)容。(《重慶時報》1月23日)

　　“官話”在明清兩朝是指官員在公務活動中所必須講的標準語言，相當于今天的“普通話”。如果是這種“官話”，那么不但可以講，而且應該講。不過，在《現(xiàn)代漢語詞典》中，官話也稱作“官腔”，通常是指官場中的門面話，或當官的找借口，冠冕堂皇對群眾敷衍和責備的空話套話。顯然，黃副市長所駁斥的，就是指這種“官腔”。

　　這種“官話”不僅僅是搖頭晃腦令人厭煩的問題，更是關系到國家和公眾根本利益的問題。因為，官話浪費寶貴的辦公時間和精力，大大降低行政效率。官話雖然不要稿費，卻在消耗著納稅人的錢。官話空洞無物，卻往往都是些“正確的廢話”，便于官員敷衍塞責，更容易導致對群眾權益的直接損害。官話還具有“污染效應”，即助長浮夸之風、“污染”社會空氣、敗壞世道人心。

　　更為重要的是，官話的泛濫，往往造成了官員的公共語言與百姓的日常語言之分裂，即所謂“語言的二元化現(xiàn)象”，語言的二元化現(xiàn)象最大的危害是掩蓋真實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在官員們滔滔不絕的空話套話下，百姓真正關心的事情難以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導致一些問題越來越嚴重。

　　所以，對于這種“官話”，是必須當作一“大害”來鏟除的，應當提倡講真話實話，消除公共語言與生活語言的二元化分裂現(xiàn)象。但是，想鏟除這種官話，僅僅靠副市長在會場上偶爾因為不耐煩而批評一下是不夠的，更應該探求根除官話的治本之道。事實上，副市長當場制止講“官話”，這不過是在“以官話制止官話”，因為副市長也是官，而他之所以能夠制止下級打官腔說官話，其實只是因為他的官比下級的官更大，下級不敢不聽。因此，現(xiàn)實生活中，當有些上級官員本身也習慣于講官話，就難免上行下效，使官話泛濫成災。官話在本質(zhì)上不過是官員對手中權力的一種炫耀和對肩上責任的一種敷衍，而在民主監(jiān)督制約機制不完善的情況下，炫耀權力和敷衍責任必然是不少官員的本能沖動，上級官員也并不能確保幸免，因此，“以官話制止官話”并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官話。

　　其實，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就已經(jīng)注意到了語言與民主制度之間的關系。在民主政治下，是多數(shù)人為語言確定規(guī)則，就像他們?yōu)槠渌�事情確定規(guī)則一樣。因為，為了取得民眾的信任，政治家、官員都必須用民眾的日常生活語言來講話。因此，官員的語言自然趨向以真實的日常生活語言為基準，從而不斷打破在社會生活中隨時形成的“小圈子”語言規(guī)范，促成政治語言與日常語言一體化的現(xiàn)實(吳國光《用真實的方式說話》)。這樣，才能從根本上防止官員的公共語言與人們?nèi)粘Ｉ�活語言脫節(jié)的“二元化現(xiàn)象”，即從根本上消除那些在官場上像感冒一樣流行的“官話”，講真話、講實話的風氣才會形成，社會才能長治久安，百姓才能安居樂業(yè)。

　　一言以蔽之，官話的最終消亡，有待于民主法治的更加完善，消除語言的二元化分裂現(xiàn)象，使“民聲”成為主流，“官話”才會趨向沒落。

　　當然，民主法治的完善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因此，在現(xiàn)階段，類似于黃副市長這樣自覺抵制官話、制止官話的行為，仍然不失其積極意義。(鄧清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