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jīng)書面授權)

　　持進一步開放的心態(tài)，為公民表達自由提供制度性保障，相信大多數(shù)國民的判斷能力和行為選擇，是一個政府體現(xiàn)其自信的方式之一

　　這里說的“讓人講話”，是指讓人把話講出去，使世人知道——當然，也包括使地位較高的官員知道，使決策者知道。

　　憲法第三十五條賦予公民的權利包括這一項；中共中央《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決定》中提出需要(有待)形成的四個機制中“訴求表達”機制，講的也是這一點。

　　完全不讓人講話，以言治罪的現(xiàn)象早已遠去了——我們曾經(jīng)有過這樣一個時代�，F(xiàn)在，那個時代已經(jīng)過去了。但是公民表達自己的思想、信仰、情懷、感受、見解、主張、批評、建議的權利仍缺乏制度性的保障和細致的規(guī)制。而要使社會和諧，使民主政制完善，讓人講話，讓人的表達能通過媒介而使世人知曉，是關鍵的一步。

　　表達自由，應是一個人與生俱來的、不可讓渡、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藝術表現(xiàn)自由等。表達自由中第一是要讓人講話。憲法中“言論自由”的設立，并不因真理有時只在少數(shù)人手中，恰恰是允許某種程度上的“胡說八道”。法律基本上是允許什么都是可以說的(限制只在嚴格意義上的幾種特定情況：宣揚戰(zhàn)爭、暴力、教唆犯罪，侵犯他人隱私和尊嚴、會對公共安全造成“明顯而即刻”的危害，且必須由法律明文規(guī)定)，但卻不是什么都能做——法律對行動的限制遠比對言論的限制要多。

　　因為法治的理念認為獲取信息也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且相信對有一般智力的成年人而言，什么都聽到遠比只聽一種或有限幾種聲音，利大于弊。

　　讓人把話講出來，使世人知曉，在今天，就不只是直接的口對他人耳和傳統(tǒng)意義上的借助紙筆，還有更多的媒介可被利用——印刷品、出版物、廣播、電視，以及網(wǎng)絡和手機短信——技術的發(fā)展，計算機、打印機、復印機的普及，已使得個人行為與在過去需要專門設備、專門技術、專門機構的印刷、出版之間的界線漸漸模糊；互聯(lián)網(wǎng)和手機短信正使人人都可能成為“公民報道者”，動搖了過去由新聞單位獨攬新聞采訪和發(fā)布的特有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持進一步開放的心態(tài)，為公民表達自由提供制度性保障，相信大多數(shù)國民的判斷能力，是一個政府體現(xiàn)其自信的方式之一。

　　表達自由中的言論自由，核心在于議論國是，監(jiān)督權力、揭露腐敗、建言獻策，都是公民的不可剝奪的權利。法治社會中公民的座右銘正是對現(xiàn)行法律“嚴格地遵守，積極地批評”——唯有遵守，社會才有秩序，唯有批評，制度才能改新。

　　我們目前的決策、立法和規(guī)制設立，如有問題，要么是部分處弱勢的人群的聲音不能通達決策層；要么是倉促決策、立法，不能充分辯駁爭論，發(fā)現(xiàn)和展現(xiàn)問題，以致在后來執(zhí)行中出現(xiàn)始料不及的后果，有些甚至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失。

　　與表達自由相關的訴求表達機制的建立，在今天尤為重要。社會轉型中，人們正分化為利益、主張、偏好各不相同的人群，社會存在著諸多的矛盾，甚至是嚴重的利益沖突。要協(xié)調利益，調處矛盾，化解沖突，首先要使人的訴求表達有制度化的保障能使公眾、官員和決策層知曉。

　　居上位者憂心得不到真實信息，而居下位者利益訴求的郁積又醞釀著群體性的不滿和社會不安定。良好的訴求表達機制，正具有疏導情緒，呈現(xiàn)問題，為利益、主張不同的各方提供全面了解，甚至是理解對方的機會，進而可能通過談判、協(xié)商等方式解決問題，最終穩(wěn)定社會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在很多時候，政府實際上并非是利益和意見爭執(zhí)的一方，這時，政府應拋棄舊有的“凡有訴求即不安定”的成見，居中調停，兼顧各方利益，化解社會沖突。

　　公民直接或者是通過媒介的表達自由，是民主政治本質的要求。它有助于公眾參與決策，監(jiān)督權力。我們應積極穩(wěn)妥地推進這方面的制度建設，以逐步落實中國共產(chǎn)黨十七大報告中所說的“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

　　公民對國家和社會的各種問題的充分的、自由的發(fā)表意見，不但是國家政治文明程度的表現(xiàn)，也是一個社會多元、包容、大度的標志。(李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