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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中國本土遭遇的現(xiàn)實訴訟困境，還是國外ADR制度取得的巨大進展，都讓人們對調解制度的發(fā)展空間充滿更多的期待
被譽為“東方一枝花”的人民調解經驗，已經引發(fā)越來越多的關注。不僅僅是作為應對訴訟高潮的應急手段，更在于一種非訴訟價值的體現(xiàn)。
非訴觀念的成長
1991年，美國學者奧爾森出版了《訴訟爆炸》一書，書中提到美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好訟”的國家。1987年美國國民人均律師人數(shù)幾乎是英國的3倍；就人均案件數(shù)而言，美國的侵權訴訟至少高出英國的10倍;醫(yī)療失誤訴訟高出30至40倍;而產品責任訴訟則高出近100倍。此外，美國花在人身傷害訴訟上的費用相當于其他主要發(fā)達國家的5倍。而且，這一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繼續(xù)擴大。訴訟的過度增長不但帶給法院壓力，同時也對社會造成巨大的傷害。
僅僅在此后一年，由張藝謀導演、鞏俐主演的中國影片《秋菊打官司》問世，在影片當中，陜西農婦秋菊因為村長踢了自己丈夫“下體”一腳，于是四處奔波于各級法院之間，要“討個說法”。
秋菊的行為一度被認為中國人訴訟意識覺醒的標志，而向法院“討個說法”也被認為是中國法治進程中的積極因素。于是，中國各地法院的訴訟量也呈現(xiàn)出“井噴式”增長。
山西一讀者為了討要因換書花費的1元公交費，多次來往北京與山西之間，花費數(shù)千元路費進行訴訟；四川廣漢市陶姓女子因交通肇事導致上唇裂傷，于是向法院訴訟，討要“接吻權”；北京宣武區(qū)一起案件中，弟弟起訴哥哥，因為父親去世沒有得到通知，而討要“追悼權”……
僅僅數(shù)年之后，剛剛適應了到法院“討說法”中國人，就尷尬地發(fā)現(xiàn)，由于訴訟增長過快導致的司法資源不足，也讓中國法院處于奧爾森所說的“訴訟爆炸”的境況之中——盡管也有學者認為，中國的問題遠沒有那么嚴重。
“就人均訴訟率來說，中國尚不及號稱低訴訟率國家日本的一半。并且訴訟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宋朝武說：“但毫無疑問，訴訟總量的快速增長同樣帶來了大量問題。”
美國遭遇的訴訟潮使得代替性解決糾紛機制(ADR制度)——這種試圖在法院外解決糾紛，減少或分流訴訟的方式，越來越受到重視，并被認為是預防或減輕“訴訟爆炸”的有效手段之一。
而中國的訴訟壓力，也同樣讓眾多學者開始重新審視，在中國實行已久的人民調解方式的價值和意義�！氨M管美國的ADR制度與中國的人民調解制度，有許多不同，但是同樣是非訴訟解決糾紛的方式，兩者的理念有很多是相似的�！彼纬湔f。
調解的價值
長期研究調解制度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榮新介紹說，調解在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tǒng)，孔子就存在著“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的政治理想。中國歷朝都存在著各類調解形式，其中民間調解、宗族調解、鄉(xiāng)治調解最為普遍，而鄉(xiāng)治調解還受著國家政權的支持。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廣東海陸豐農會的“仲裁部”，以及湖南農村鄉(xiāng)民大會的“公斷處”，則是中國現(xiàn)行調解制度的雛形。后經陜甘寧邊區(qū)時期的發(fā)展和完善，調解制度進入制度化、法律化階段。1954年之后，中國普遍建立起人民調解委員會，直至如今。
調解委員會在建立初期就發(fā)揮了巨大作用，一則1954年的新華社電訊稿稱，浙江省富陽縣龍門鎮(zhèn)有三個村子，因為水利糾紛，曾多次發(fā)生搶水傷人事件，但當?shù)厝嗣裾{解委員會建立之后，這個多年的歷史痼疾得以清除。
人民調解委員會真正得到大發(fā)展則是在上世紀80年代，當時在各地的居委會、村委會以及廠礦企業(yè)當中，都建有人民調解委員會，人民調解員一度超過100萬人，每年解決的糾紛多達600萬件以上�！叭绻@些糾紛中哪怕只有10%轉化為刑事案件，整個社會所要增加的管理成本都是無比巨大的�！彼痉ú咳嗣裾{解處處長王學澤說。
但進入1990年代中期之后，人民調解卻逐步進入低潮期，直至2000年前后成為一個低谷。楊榮新說，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這其中有社會環(huán)境的變化，以及調解協(xié)議效力問題，也有調解員無薪酬、無辦公經費保障等原因，“但更重要是，人們逐漸忽視了人民調解的價值和其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與此相反的卻是，ADR制度則在西方各國發(fā)展迅猛。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范愉介紹說，美國的ADR制度得到了從政府到社會、從法院到當事人、從產業(yè)界到理論界的全方位支持。盡管美國依然是一個高訴訟率的國家，但占90%以上的糾紛都是通過ADR以及和解方式解決的。
成長中的本土經驗
無論是中國本土遭遇的現(xiàn)實訴訟困境，還是國外ADR制度取得的巨大進展，都讓人們對調解制度的發(fā)展空間充滿更多的期待。
司法部人民調解處處長王學澤介紹說，針對人民調解制度出現(xiàn)的問題，各地也進行了諸多改進，以期發(fā)揮更大作用。
北京市豐臺區(qū)在長辛店醫(yī)院成立了全市首家“醫(yī)患糾紛調解組織”；大連市甘井子區(qū)機場街道在韓國獨資企業(yè)中，成立了全市首家外資企業(yè)人民調解委員會；浙江省寧波市建立交通事故糾紛調委會，用以加強行業(yè)性糾紛的解決。
而針對部分人民調解員無報酬、無經費、素質低的問題，溫州市樂清大荊鎮(zhèn)聘請了兩位市法院的退休審判員擔任鎮(zhèn)政府職業(yè)調解員，為每人每月發(fā)放800元工資，開啟了溫州職業(yè)調解員之先河。而這兩位調解員當年即調解各類矛盾糾紛86件，比一般人民調解員調處的案件多出幾十倍。目前該市的職業(yè)人民調解員已經達到32人。
另外，在北京朝陽區(qū)法院，為了應對快速增長的訴訟壓力，一種名為“訴前調解”的新機制也在試行當中，這是讓當事人在立案之前，先行選擇調解來作為解決糾紛的方式。而此舉的實行，也令該法院在連續(xù)21年案件增長之后，首次在2006年出現(xiàn)下降。
“應該鼓勵這些多元化，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嘗試。”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范愉說：“調解不但可以減少糾紛解決的成本，節(jié)約司法資源，同時對社區(qū)建設和道德傳承都有著重大的意義�！�
而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宋朝武則透露，一部旨在規(guī)范人民調解程序，加強調解效力的《人民調解法》正在制定當中，“這將使得人民調解有更多的法制保障”。(記者/孫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