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書生：

　　我想見到總理，當時就想提感覺到我們工資有點偏低，再就是我們子女上學問題，還有養(yǎng)老保險和醫(yī)療保險等一些問題。

　　主持人：

　　當時在會上你就直接提了嗎？

　　樊書生：

　　對，當時我就在會上直接提了。

　　主持人：

　　總理當時有什么回應呢？

　　樊書生：

　　總理當時就對我們工資低的情況也說了，你們工資在2007后慢慢往上回漲；子女上學的問題，有技術或高級技術的人在大中城市應該優(yōu)先給予子女，就是在哪地方工作，哪地方的學校應該給予上學，不應該收取額外的費用。

　　主持人：

　　這個總理也回應了，其實就是說外地務工人員子女教育問題、就學問題。

　　樊書生：

　　總理還說了為什么你非要把子女接到城里邊上學？當時我就跟總理說農村條件改善了，我說農村是環(huán)境改善了，實質教學質量水平?jīng)]有往上提。

　　主持人：

　　就是你還是希望能夠到大中城市的學校來接受教育，這也能夠理解。這也提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工資問題，還有一個是子女的教育問題，還有嗎？

　　樊書生：

　　有。還提養(yǎng)老保險問題，像我們年輕，現(xiàn)在還能干得動，感覺沒什么負擔，到將來老的以后將要面臨一些負擔，就是看病或者怎么了，我們也是想在城里打工這幾年，城里有養(yǎng)老保險和醫(yī)療保險，我們外出打工是不是能享有養(yǎng)老保險。

　　主持人：

　　就是養(yǎng)老保險和醫(yī)療保險的問題？

　　樊書生：

　　對。

　　主持人：

　　因為這12個人里，農民工的代表就你一個人，對吧？

　　樊書生：

　　對。

　　主持人：

　　你有沒有想過你提的這些問題，其實不僅僅代表你個人的，是代表所有農民工兄弟的？

　　樊書生：

　　對，我們當時也有想，也是我們大家伙在一塊都是想到這些方面的。

　　主持人：

　　我們看到在12萬的網(wǎng)友留言當中，我大致統(tǒng)計了一下，光關于農民工的留言到目前為止就有6000條了，總結起來主要有“三大難”，一個是就業(yè)難，第二是維權難，還有是子女教育難，這“三難”有什么辦法能解決呢？

　　李強：

　　其實如果中央調整政策來看，2003年以后，在政策上逐年都開始做調整。2003年最開始，實際上是調的和戶籍相關的利益關系，因為農民工最初是因為戶籍造成的，就是你的戶籍在農村，所以你不能享受城市人的一些福利待遇。2003年以后就逐漸調整，比如說養(yǎng)老保險，很多的地方在做試點，他們主要解決問題是流動人口怎么解決，因為你有一個固定單位，你有養(yǎng)老保險將來在這個單位，那如果他頻繁換單位怎么辦？最近也有一些試驗證明是可以的，也就是說你儲蓄這筆錢可以在單位之間轉移，或者是你離開這個單位，可以把個錢退給你。

　　類似的試點，全國現(xiàn)在有一個好處是各地都在做試點，很多不同的試驗也在做。當然你要考慮到這個問題的難點，因為我們全國進城打工的農民工按高的統(tǒng)計，大概有1億4千萬到1億5千萬人，按低的統(tǒng)計，也差不多有1億1千萬人，實際上這個數(shù)字也不是很準確，因為民工的數(shù)量很難統(tǒng)計，大概1億1千到1億4千萬人，你想為這個體制來建一個保險，或建一個養(yǎng)老、醫(yī)療的話，難度還是相當大的，更何況還是流動的。

　　我覺得現(xiàn)在一個好的趨勢就是政府很重視，最近幾年的政策，每年都在做調整，很多試點在做，所以我想如果按照這個趨勢做，再有幾年時間，我們會逐漸形成一套穩(wěn)定的、能夠保障農民工利益的這樣一條制度體系。

　　主持人：

　　可能沒有辦法普遍地保證所有的農民工群體，針對他們，但是我想在目前的情況下，是不是有一些能做到的首先做到，像我們剛才看到的幾條提議里面提到的簽合同的問題，和員工簽合同的時候，都是企業(yè)出的統(tǒng)一合同，這樣員工就沒有商量的余地，所以很多農民工都在網(wǎng)上提出來法律，“我們可能不懂法律，有沒有人來幫助我？”

　　彭偉祥：

　　“兩會”之前，就是前兩天網(wǎng)上有一篇報道，我看到后很震撼，就是在南方，有些部門把一些農民工的維權法印成小冊子去發(fā)，但是很多農民工不以為然，最后弄得火車站遍地都是這種小冊子。說明什么？說明我們在農民工維權當中，包括一些法律援助的時候，并沒有做到位，可能農民工需要的不是這種法律讀本，而是要實實在在的一些組織。比如說有些農民工在一些大企業(yè)里，有沒有工會，有沒有一些維權的組織，可不可以形成一個機制來跟老板就簽訂合同、欠薪的問題進行一些探討，一個平等、一博弈關系沒有形成，完全是個人對集體，現(xiàn)在維權當中的成本就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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