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中美兩大炙手可熱的籃球巨星姚明(右)和詹姆斯,亮相北京世貿天階奧運文化廣場,與民眾一同歡度奧運美好時光,向世界傳遞“和平、友誼、團結”的奧林匹克精神。圖為兩人在交流中談笑風生。 中新社發(fā) 富田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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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中美兩大炙手可熱的籃球巨星姚明(右)和詹姆斯,亮相北京世貿天階奧運文化廣場,與民眾一同歡度奧運美好時光,向世界傳遞“和平、友誼、團結”的奧林匹克精神。圖為兩人在交流中談笑風生。 中新社發(fā) 富田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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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網(wǎng)8月22日電 美國《僑報》8月22日發(fā)表時事評論文章說,北京奧運會得到了世界輿論的廣泛好評,許多報刊載文稱,奧運會使中國進入了一個新時代。而相對于中國,既然是一個時代的開始,同樣也意味著另一個時代的結束。自2001年“申奧”成功到現(xiàn)在,中國人最大的心愿就是辦好奧運,最強烈的意識就是展示一個走向現(xiàn)代文明的古國形象。當8月8日如期而至,奧運會像一道絢麗的彩虹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時,也就預示著中國的“后奧運時代”即將到來。
文章摘錄如下:
對于中國“后奧運時代”的解讀,一些經(jīng)濟學家曾有過樂觀的估計,認為奧運會將會使中國諸多方面出現(xiàn)全新景象,再加上兩年后的上海世博會,兩點一線,必將使中國的經(jīng)濟飛速增長。然而,在意識形態(tài)、文化屬性方面,中西之間存在一定差異的總體背景下,中國人越是希望通過一種方式來表達自己,西方則越是希望借機改變中國,由此便注定了北京奧運會實際上不僅是賽場上的較量。
不過,北京奧運會的順利進行,說明了西方錯估了奧運會的價值,預示著他們在“大奧運”的競技中已經(jīng)基本失敗。其實,出現(xiàn)這樣的結局并不新奇,早在幾個月前的火炬?zhèn)鬟f中已經(jīng)看出,中國不但沒有被西方改變,中國的民間力量反過來卻把西方改變了。在美國、日本等一些國家首腦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后,對北京奧運會抵制最強烈的法國總統(tǒng)薩科齊先生也來了個180°的大轉彎。但是,一些國家首腦的“友好”姿態(tài),并不能掩蓋其身后潛藏著的“不友好”勢力,隨著奧運會成為過去式,之前的“抵制奧運”邏輯自然會煙消云散,而新的“后奧運”邏輯也在逐漸形成。
平心說,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盛況空前,從一個側面顯示出中國式“集體力量”的強大。不難想象,這個結果在將來的日子里會激發(fā)中國人的自豪感,對增強凝聚力有極大的作用。但正如西方一些人反省到的問題一樣,不管任何人賦予奧運會多少主觀意識,一場體育活動即使規(guī)模再大,終究不可能改變現(xiàn)實中的一切。當大部分人的興奮心情平靜后,所面對的還有不少實際問題,比如就業(yè)、看病、房價等也不會因奧運會而突然出現(xiàn)奇跡。就像有人在電影院看完一場視覺豐盛的《夜宴》,回到家后依然喝稀粥,心理上會產(chǎn)生不同程度的落差。
這就是所謂的“后奧運時代”表征,心態(tài)來源于之前對奧運會的幻想和誤讀,比如一些經(jīng)濟學家,長期以來把洛杉磯奧運會和漢城奧運會稱為兩國經(jīng)濟發(fā)展的起始因素,他們甚至總結了一套“奧運經(jīng)濟”理論,依據(jù)就是韓國的快速發(fā)展和美國經(jīng)濟的復蘇。其實,美國的經(jīng)濟復蘇所依仗的不是奧運會,倒是美國商人尤伯斯(洛杉磯奧組委主席)把奧運會打上了商業(yè)標簽;韓國“奧運經(jīng)濟”的成功,從根本上得益于國家比較小,全國近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漢城,一個城市因奧運會發(fā)展起來了,等于全國大多數(shù)人都得到了實惠。
中國與美國、韓國的國情不同,“后奧運時代”所面對的問題自然也不同,況且,奧林匹克運動不是以促進經(jīng)濟發(fā)展為主旨,對于主辦國的真正價值,是體現(xiàn)在為奧運會注入了什么文化元素,并讓世界上的不同國家和民族真切了解主辦國的意愿,以達到“和平、友誼、進步”的目的。這些本質上與普通人的經(jīng)濟生活無關。但也必須看到,為了實現(xiàn)這個“百年夢想”,中國民眾也犧牲了很多個體利益,如果奧運會后一切恢復原狀,人們所付出的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本來應該是崛起標志的奧運會,也有可能成為社會變革的轉折,進而讓西方的“后奧運”邏輯找到支點。
因此,“后奧運時代”的到來,對中國的考驗并不亞于奧運會。如果把北京奧運會比作中國的“成年禮”,就應該正視它的時代分隔意義。也就是說,當奧運會拉下帷幕,西方的“反華效應”再不會起到團結中國人的作用的時候,人們的表達方式也就會隨著大環(huán)境迅速改變。這時候,凝聚民心、集中民力的最佳途徑要尋找一個政策的釋放點。而推動社會穩(wěn)定與發(fā)展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增加國民的幸福感,盡快促使社會利益的分配更加公平。
毫不夸張地說,北京奧運會為中國在世界上樹立了良好的大國形象,“硬實力”得到了充分表達。但“后奧運時代”既然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綜合現(xiàn)象,負效應就不完全表現(xiàn)在經(jīng)濟領域,假如自此后中國在世界的文化符號不能得到根本改變,喧嘩、打斗、小腳、麻將等印記還清晰地存儲在西方人的記憶中,就只能說明“軟實力”傳播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完美,而這同樣是“后奧運時代”的具體表現(xiàn)。 (王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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