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不改變態(tài)度,我們就要考慮談判繼續(xù)下去的必要性
我們開始的說法是“主權的移交”。我記得第2輪談判以后,外交部條約法律司的邵天任提出意見,說法律上用這種字眼不大好。因為主權本來是屬于中國的,英國侵占了香港,不能說主權就歸它了,建議改成“恢復行使”。所以從那以后我們的說法就改了。
在頭3輪的談判中,柯利達執(zhí)行撒切爾夫人的策略,不厭其煩地宣傳香港的繁榮都是英國統(tǒng)治的結果,聲稱只有中國同意由英國繼續(xù)管治香港,英國才會同意給中國以名義上的主權。這其實是英國人的底牌。而姚廣指出:“要解決這一歷史遺留的問題,最根本的一條就是把香港歸還中國。”
因為這個問題,雙方爭執(zhí)得很厲害。這也反映到每輪會議后發(fā)表的公報上。第1輪會談后發(fā)表的公報中提到雙方認為本輪會談是“有益的”和“建設性的”。第2輪只說“雙方進行了兩天有益的會談”。第3輪、第4輪只有“雙方舉行了進一步會談”,什么形容詞都沒有了。
對于下一輪談判,姚廣的態(tài)度也強硬起來,說如果“英國不改變態(tài)度,我們就要考慮談判繼續(xù)下去的必要性”,給對方施加了壓力。
撒切爾夫人在其他一些內閣成員和柯利達等人的說服下,終于開始考慮改變態(tài)度。10月19日,在第5輪談判中,柯利達講到,如果香港問題解決了以后,英國不謀求在香港的管治方面“發(fā)揮主導作用”,“而只謀求與香港保持某種密切聯(lián)系”。我們問他“某種密切聯(lián)系”是什么意思,一定要他講清楚。
12月7日,在第7輪會談中,柯利達講:英方不再堅持英國在1997年后對香港的管治,也不謀求任何形式的共管,我們講“密切聯(lián)系”,將不會與1997年香港的主權和管治權力一并歸還中國這一前提相沖突,并不意味著我們要求未來的香港政府跟英國政府建立“權力或匯報的關系”。什么叫“匯報”關系?下級對上級才匯報嘛!他說:我們不會去挑戰(zhàn)中國的主權。
但是,后來證明這又是一句假話。他們并沒有放棄“挑戰(zhàn)中國的主權”和1997年后插手香港行政管治和在最大限度上使未來的香港成為獨立的“政治實體”的念頭。
第7輪會談之后,柯利達就奉召回國當撒切爾的顧問了,但還主管香港的事情。英方換了伊文思大使當團長。中央也決定換人,1984年1月25日,第8輪會談時,讓我代替姚廣當團長。
英方代表步步為營,只要有空子就鉆
第8輪會談開始,繼續(xù)討論第一項議程,即有關1997年以后的安排問題。這方面展開的各項爭論,都是圍繞國家主權這一根本問題進行的。后邊各輪談判,英國的方針概括起來就是這么一句話:步步為營。
我們講我們的12條方針,英方則采取“迂回戰(zhàn)術”。每輪談判談到某一個問題了,他拿出幾頁紙,說你這一條方針我們并不反對,但是我們的理解是如何如何。他這個理解跟我們的理解相差很大,他的理解就是要損害你的主權的理解,不是別的理解。
比如說外交問題。我們說香港是特區(qū),是中國的一個地區(qū)。凡是和中國建交的國家可以在香港設立總領館或是領事館,但英方不同意,他要求自己特殊。要設高級專員公署。
我馬上批駁:你們提這個是何居心?我知道,你們只有在英聯(lián)邦的成員國首都才設立高級專員公署,你能舉出你們在非英聯(lián)邦國家的外交代表叫專員或高級專員的例子嗎?更何況香港未來只不過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qū),又不是一個獨立國家的首都。中國的首都在北京,不在香港。你們是不是想把未來的香港特區(qū)變成準英聯(lián)邦成員國,或者是英聯(lián)邦成員國?
聽了我的話,伊文思跟他旁邊的幾個代表團當時沒料到我會這樣質問,竟一下子答不出來。商量以后,他們作了答復,我們有一些國家也有商務專員。我說:你這根本就是無稽之談,商務專員是商務處的商務專員,而商務處是大使館下面的一個單位,跟高級專員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你這樣糊弄我們不行。
伊文思看這招也行不通,只好同意在香港設總領館。英方代表就是這樣步步為營,只要有空子他就想鉆。
會談中還涉及其他幾個重要問題。比如英方提出將來香港公務員中的外籍人士不但可以保留,而且還可以擔任“最高級的行政官員”,就是說除了特首一人之外,其他的行政官員都可以由英國人來當。我們當然不能答應。
還有,考慮到港英政府也有實際需要,給其一定的權力批出超出1997年租期的土地,但是每年不許超過50公頃。土地的收入是港府主要的財政收入。地價很高,中英可以對半分。一部分歸港府的財政,一部分我們設個土地基金委員會,由中方和港英派人共同管理。把這一半通過金融運作來保值增值。所以到了1997年就有1700多個億了。免得特區(qū)一開張,腰包是空的,薪金都發(fā)不出來。經過艱苦的斗爭,英方終于對這一點同意了。
小平震怒:不駐軍還叫什么恢復行使主權
最后還有一個大一點的問題,就是在實行“高度自治”的同時,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權力,當時首先就提出國防、外交必須由中央直接管理,不包含在“高度自治”里。既然國防、外交由我們中央掌握,我們就有權駐軍。對此,英方又是百般抗拒。
對駐軍這個問題,小平同志的態(tài)度是十分堅定的。早在1984年4月,他在審閱外交部《關于同英國外交大臣就香港問題會談方案的請示》報告時,就在關于駐軍問題的一條下親批:“在港駐軍一條必須堅持,不能讓步。”
我們在會場上跟英方斗爭的時候,當中出了一個紕漏。大概是1983年5月,香港一些大的傳媒派了一些女孩子來當記者。這些女孩子很難纏,有的還是奉命來摸底的。當時有些記者鉆到各種會場上,包括人大全體會議上,有的領導沒有參加香港問題的談判,不太熟悉情況。人大開會的時候,有個記者就找上我們的一位領導,他不太了解情況。記者問:香港老百姓怕駐軍,你們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駐軍?這位領導不經意地回答說:也可以不駐軍吧!大概是這個意思的話。第二天,香港各大報紙頭版頭條報道:中國的某某領導人講香港不必駐軍,是中國政府的意見。
正好那時候小平同志接見香港代表團。談話之前,可以允許記者進來在拉著的繩子后面照相,然后退場。那天會前已經把這件事報告給小平,小平同志很生氣。記者在退場的時候,小平說:哎!你們回來!回來!等一等!我還有話講,你們出去給我發(fā)一條消息,就說某某,某某講這個是胡說八道。香港怎么能不駐軍呢?駐軍是主權的體現(xiàn)嘛。為什么中國不能在香港駐軍?英國可以駐軍,我們恢復了主權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領土上駐軍,天下有這個道理嗎?駐軍起碼是主權的象征吧,連這點權力都沒有,那還叫什么恢復行使主權哪?必須要駐軍!小平同志震怒了。
第二天清早我一上班,伊文思大使就來電話了,說奉政府之命緊急約見。他到了外交部,當時說話很緊張。因為小平同志生氣了,他奉政府之命來談這個事。
伊文思說,聽說昨天鄧主任在人民大會堂說某某先生胡說八道,英方很關注。伊文思不敢講出具體人的名字。他說:鄧主任的講話在香港各界引起極大的震動。港英當局還是很怕這個問題,希望你們中國政府慎重考慮,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駐軍。我說:你不要再講了,我們講了多次,這是恢復行使主權。國防要中央管,就必須在香港駐軍。鄧主任已經發(fā)了脾氣,你還講什么!他說:我是奉政府之命來表示這個態(tài)度。我說:你回去就說中國這個立場是堅定不移的,沒有談判的余地!他就灰溜溜地走了,從此不敢再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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