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有一個憂慮。2002年從學校的學術委員崗位退下來之后,我給他們的一句話就是:北大千萬不要出“武大郎開店”。就是說,一個院長水平高,他可能就很難引進水平更高的人。我覺得現(xiàn)在這種現(xiàn)象不是個別的。我們國家現(xiàn)在都是單位所有制,人才很難自由流通,這都是問題。一個好的時代應能讓每個人的潛能、優(yōu)勢充分發(fā)揮出來!叭吮M其才”,這是我的理想。
中國青年報:我們要怎樣做,才能讓人才的潛能充分發(fā)揮?
王義遒: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改變人才的單位所有制。人身的單位依附,會使人缺乏流動性,成為單位功利的工具,不能發(fā)揮自己的潛能和優(yōu)勢。在人才單位所有制的情況下,還要防止“武大郎開店”的情況。一個人成才有兩方面因素,一是他要能成得了才,另一個是還得有人賞識。現(xiàn)在搞科研的人比較多,競爭過于激烈,所以有些地方“內斗”很厲害,誰想出來很困難。就好像一筐螃蟹,誰都想爬上去,但后面的鉗子會把它拽下來。
中國青年報:您曾跟我們談到,當年錢學森就是被當時清華物理學院的葉企孫教授發(fā)現(xiàn)、賞識,并給予了特殊培養(yǎng)。
王義遒:葉企孫教授確實能識才,但也不能說現(xiàn)在就沒有識才的人。他們那時候一個班不超過14個人,老師當然了解學生。現(xiàn)在的教授手下有幾十上百個學生,怎么還能保持一種精英教育的模式?所以現(xiàn)在最重要的一點是,師生間要互相了解,教師要讓學生不僅僅是學,還要有機會做實際的研究工作。
還有一個關鍵點就是讓他們能夠開闊地、不受拘束地去想。我們現(xiàn)在就是束縛太多。我并不覺得中國人創(chuàng)造力不行,胡思亂想的人還是很多的。搞科學研究要有一點胡思亂想的精神。我接到過好多來信,比如說想推翻相對論、發(fā)明永動機等等。有些人都五六十歲了,還在研究這些問題。你會覺得比較可惜,他們確實有一些想法,但基礎太差,想的東西沒有科學根據(jù)或早就是人家解決了的,但自己不知道。
中國青年報:那些基礎扎實、科班出身的,反而就不會這樣胡思亂想了?
王義遒:現(xiàn)在教育確實有這個問題—越學得多,就越不想了,覺得自己什么都懂了,甚至對科學都沒有興趣了。另外很重要的就是,要對全民進行一種科學素養(yǎng)教育。現(xiàn)在整個民族的科學訓練是不足的。
中國青年報:要怎么去做?
王義遒:評價一個民族素質的重要標準,就是看這個民族有沒有理性思維。我就提倡對文科生進行科學思維訓練,比如開一些數(shù)學、物理和生物的課程,把邏輯訓練滲透到這些課里面。還可以專開邏輯課,但我擔心不一定開得好,如果只講一些干巴巴的三段論,就變成邏輯知識灌輸了。這也是我們教育的一個大問題——很多問題我們都把它變成了知識,其實應該是一種能力訓練。
中國青年報:最后請您說說,您心目中老一輩知識分子是什么樣的形象?
王義遒:中國老一輩知識分子最大的特點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始終“以天下為己任”。我覺得錢學森身上最寶貴的精神也是這一點。把愛國、“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跟科學、不斷追求未知的興趣融為一體,這正是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特點。只可惜我們現(xiàn)在的知識分子正在喪失這種精神。這一點我們需要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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