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治文化視角思考“錢學森之問”

　　“為什么我們的學�？偸桥囵B(yǎng)不出杰出人才？”被稱為“錢學森之問”，震撼人心，引發(fā)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更成為有識之士關注的焦點。

　　筆者認為錢老所謂的“杰出人才”，應該是指在科技界或某一專業(yè)領域有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人才。確實我們這方面的人才太少了。

　　中國是文明古國，我們的四大發(fā)明曾經(jīng)推動世界文明進步。但是迄今，在某些高科技領域，我們還不能走在別人的前面。可以說，錢老的未競之問，是對我國人才與教育的憂慮，是對我國科技與創(chuàng)新的憂慮，這實在是一個尖銳的問題，是擺在全體國人面前亟待求解的課題。

　　如何解錢老之問，不僅是中國教育要解決的綜合難題，也需要我們對中國政治文化做一個深刻的反思。

　　筆者以為，我國傳統(tǒng)儒家文化至今影響最深的是“學而優(yōu)則仕”，讀書就是為了進入仕途，就是為了做官。1300百多年的科舉制，使得讀書做官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婆e考試是國家選擇官吏的制度，對象是全國的知識分子。在任何國家，知識分子都應該是社會精英，一旦當這個“精英集團”的出路只有一條，那就是如何考官和如何當官時，官場文化就主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

　　從古至今，人們之所以崇尚做官，是因為做官的好處太多了。不論十年寒窗有多苦，只要一朝金榜題名，即歡欣鼓舞，跨馬游街，榮華富貴，光宗耀祖。而不做官，即使是非常有才華的人，也會一無所有，甚至生存都困難。如東晉末的陶淵明，陶先生自恃清高，不愿為五斗米與士族門閥官僚同流合污，棄官歸鄉(xiāng)，做了農(nóng)民。都以為陶先生歸隱田園，“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生活一定瀟灑愜意，殊不知陶先生辛勤勞作“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日子卻過得窘迫，“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處于饑寒交迫的境地。唐代的大詩人杜甫，只做過幾次不長時間的小官，后來在做官無門時，生活就陷于衣食不保的地步，“饑臥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聯(lián)百結”，經(jīng)常挨餓抱病，動不動臥床十來天，衣裳則是補丁重補丁。杜甫流浪漂泊，居無定所，我們從膾炙人口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知道，杜甫求親告友建的茅屋，根本不能遮風擋雨，正是他深深體驗了“床頭屋漏無干處……長夜沾濕何由徹”的凄苦，所以發(fā)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的疾呼。杜甫甚至常常沒飯吃，過著半乞討的生活，這從他的“但使殘年飽吃飯，只愿無事常相見”、“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等等詩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而同是唐代的白居易就不同了，白居易一直做官，且官做得大，所以過著飲酒、彈琴、賦詩、游山玩水和“棲心釋氏”的生活。他在舒適的晚年看到辛苦割麥的農(nóng)民有感，寫下了《觀刈麥》：“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nóng)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余糧。”雖然不事農(nóng)桑，但豐厚的俸祿，足以過上富足有余的生活。這與陶淵明、杜甫的窮困潦倒形成鮮明的對比。

　　如今，官本位意識更是越演越烈，做官被看作是人生成功的標志，是身份、尊貴、權利、金錢的象征。人們以“官”的職位來衡量人的社會價值，官大的身價就高，官小的身價自然小，與官不相干的職業(yè)也比照“官”來定位，甚至寺廟的僧侶也有處級、科級之分，社會被嚴重等級化、官僚化了。所以，想當官的人太多了，一些科技人員、學者、教授不惜荒廢自己辛苦耕耘的專業(yè)，稍有成績就作為資本跑官爭官，即使有些人不去爭官，上級也要給你安排個一官半職，以示肯定、獎勵或者說是一種待遇。所以，無論你在那個行業(yè)，無論做什么，最終的發(fā)展前途都是向官場邁進�！肮佟背闪嗽S多中國人追求的最高目標。

　　前些年，大學生的擇業(yè)去向還是大企業(yè)、大專院校、研究機構等單位，因為這些單位的崗位能提供更多發(fā)揮他們專長的機會。而今天大學畢業(yè)生的第一擇業(yè)目標大多是政府機構。國家一年一度的公務員考試，是最熱門的考試，報名和錄取的比例常常是幾千比一。公務員雖不是官，卻是現(xiàn)階段平民學生通向官場的有效途徑。一旦考上了公務員，等于敲開了官場的大門，不僅有穩(wěn)定的收入、最好的福利，還有當官的機會和希望。試想，在如此躁動的大環(huán)境下，在當官成為人生價值的體現(xiàn)時，還能有多少人耐得住寂寞與清苦，潛心鉆研學問？

　　傳統(tǒng)的官場文化塑造了人們的奴化性格，人們崇拜權力，對上負責，“畏上級、畏領導”。社會的等級化和官本位，使得上級喜歡聽話和順從的下級，而下級則是千方百計揣摩上級的意圖，投其所好，按照上級的意思行事。這種文化觀念和社會現(xiàn)象形成人們的思維方式是“聚合思維”，聚合思維講究的是集中、求同、正向的思維，而不是發(fā)散思維、求異思維、逆向思維、多向思維。聚合思維擺脫不了傳統(tǒng)觀念或原有的概念，后人局限于怎樣理解、消化和應用前人的知識和經(jīng)驗。所以，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很難產(chǎn)生創(chuàng)造性思維，而沒有創(chuàng)造性思維，就不會有任何創(chuàng)造性的萌芽和創(chuàng)新性的成果，又怎能產(chǎn)生“杰出人才”？

　　其實，對于“錢學森之問”，錢老自己已經(jīng)給予了回答，據(jù)錢老秘書透露，錢老為了不當科協(xié)主席，甚至發(fā)了火，直至驚動中央，中央領導同志出面做思想工作，他才勉強同意做了一屆科協(xié)主席。錢學森曾主動辭去的職務和頭銜有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國防科委副主任，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各種學術顧問、名譽會長等等。錢老之所以放棄“做官”，是為了分秒必爭、寧靜治學，把有限的生命投入探求科學真理的無限努力之中。他把一些世俗之人追求的金錢、榮譽、地位看得很淡。他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重，在強國富民、民族尊嚴面前，他拋棄了一己私利。可是，有多少人有錢老的品格與情操？靠個人的自覺和努力怎么能摒棄傳統(tǒng)的官場文化？所以，要回答“錢學森之問”，使中國英才、大師輩出，真正成為科技大國、創(chuàng)新大國，唯破除官本位別無它途，而這條路能否短些再短些呢？

　　作者：孫佃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