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一句頂一萬句》下周上市，接受本報記者專訪

　　劉震云：我跟“知識分子”不是一類人

　　兩個殺人犯，一個人特別想找到另一個人，找他的目的非常簡單，就是想告訴他一句知心的話。劉震云長篇小說《一句頂一萬句》描述的就是這樣一種中國式的孤獨感和友情觀。新書將于3月24日(下周二)上市，日前，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劉震云批評了一些自詡“知識分子”的作家，認為憐憫和“暴力乞討”式的寫作，與勞動大眾無關。而談到在電影《我叫劉躍進》和《桃花運》中的客串表演，劉震云笑說，“連我媽都說不靠譜”。

　　談新書 中國人是“有話沒處說”

　　新京報：書名《一句頂一萬句》是林彪說過的話，為什么拿它做作品的名字？

　　劉震云：林彪說這話的時候是1966年，事隔43年重新提起，是覺得這話不同尋常。話同意不同，他說的是句恭維的話，為了恭維毛主席，我這部作品中的人物，皆是賣豆腐的、剃頭的、殺豬的、販驢的、喊喪的、染布的、開飯鋪的，還有提刀上路殺人的。我把大人物之間虛與委蛇的恭維話，轉成對身邊朋友的飽含深情的知心話。

　　新京報：《我叫劉躍進》突出的就是一種“擰巴”的狀態(tài)，這次的故事聽起來也非常“擰巴”，這是否是你的切入點？

　　劉震云：“擰巴”不是這個事擰巴，也不是話擰巴，而是事后面的理兒擰巴。中國人特別多，特別喜歡熱鬧。比如建筑工地的民工，湊在一塊也是笑語歡聲的，并不因為繁重的體力活而特別沉默，但當一個民工蹲在街頭的時候，你會發(fā)現(xiàn)他眉宇之間還是有一絲憂郁的。這是因為中國人其實是一個有話沒處說的民族。吃飯吃了仨鐘頭，說逸聞趣事多，艷照門多，但觸及桌上人之間的這種話語很少，心里話一般都在肚子里裝著呢。

　　新京報：在《一句頂一萬句》中拋棄了“社會”和“歷史”的外衣，探討的都是生存的基本問題。對于這些問題，你和大部分人的看法不大相同？

　　劉震云：不是跟大部分人不同，是跟“知識分子”的看法不同罷了。我回河南延津比較多，有時我聽舅舅和表哥一席話，勝在北京讀十年書。我從這些父老鄉(xiāng)親身上，明白他們生活在細節(jié)里，“社會”和“歷史”，只是他們所處的表象。痛苦不是生活的艱難，也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單，人多的孤單。

　　新京報：你最近在邱華棟新書的首發(fā)式批評過中國的知識分子沒有知識。

　　劉震云：有知識的人少。知識分子要對世界有獨特的發(fā)現(xiàn)。許多作家，特別是中國作家也假裝是“知識分子”，一寫到勞動大眾，充滿了憐憫和同情，就像到貧困地區(qū)進行了一場慰問演出。或者把膿包挑開讓人看，就好像街頭的暴力乞討者。更大的問題在于，他們認為重要的事情，我舅舅和我的表哥們認為并不重要；他們忽略和從沒想到的事情，卻支撐著我親人們的日日夜夜。乞討者把匕首扎到了自己身上，他們把刀子扎到了別人身上。我跟這些“知識分子”，不是一類人。

　　談朋友 我跟“這個界”很少來往

　　新京報：你在生活中找到說知心話的朋友了嗎？

　　劉震云：很難找到像老曾、老汪、老裴(新書中的人物)這樣的朋友，為什么呢？生活中的朋友都沒有作品中的朋友那樣具有耐心。生活中的朋友從來都是忙碌的，你想把誰拉來說一段知心話，挺難的。但是寫作有一個特別大的好處，你作品中的人物，只要跟他交上朋友，他總在等著你。

　　新京報：那你在同行中能成為知心朋友的不就很少了嗎？

　　劉震云：我跟這個界很少來往，我不知道他們整天都在干些什么，不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嗎？來往比較多的，還是俺村那些人，剃頭的、殺豬的、賣豆腐的、當廚子的、在戲班子里敲梆子的、出門打工在建筑工地爬架子的、在洗澡堂子當服務生的。

　　新京報：你交朋友的標準是什么？

　　劉震云：朋友的判斷就像《一句頂一萬句》開篇寫的，不在于當面的表白，而是看背后說起朋友的時候，是否提到你。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是你把別人當成了朋友，別人卻說：“咱們有這么熟嗎？”另一個判斷朋友的標準是，在你走投無路時，你想投奔的人，和你能投奔的人，到底有幾個。楊百順和牛愛國就遇到了這個問題。我也同樣會遇到。

　　新京報：你自己是怎么給別人做朋友的？

　　劉震云：我跟魯智深和柴進有些相像呀。當然不是上路護送朋友(林沖)，我周邊也沒朋友刺配滄州；也不像柴進那樣仗義疏財，我沒有老柴那樣的家產(chǎn)。但朋友一聲喊，拔刀相助和盡我所能，還是做得到的。另外，為人處事，從來不動小心眼，從來沒占過別人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