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如果把世界上的作家分為兩種,一種是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另一種是沒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我寧愿參加后一組。因為后一組中偉大的作家很多很多,絕對超過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一組!
——余光中
引人注目的諾貝爾文學獎昨天在瑞典揭曉,得獎人為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臺灣著名詩人余光中曾多次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昨天他在南京的“媒體見面會”上對“諾獎”不以為然,稱諾貝爾文學獎是西方人的文學獎,在評選過程中,對非歐洲和非英語的華語作家存有很明顯的偏見,他建議,“華語作家完全可以設立自己的諾獎”。
文學獎評委僅一人懂中文
10月10日下午3點,“余光中先生媒體見面會”在江蘇議事園5樓兩江廳召開,中央電視臺以及南京部分媒體記者和高校學生參加了見面會。當被問及中國和諾貝爾文學獎的關系,余光中侃侃而談。他認為諾貝爾文學獎持續(xù)100多年,是世界各大媒體都很關注的文學活動,而“諾獎”的分配是有問題的。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大半是歐洲人,美洲人少一點,亞洲人最少,只有三四個。而在歐洲人中,北歐人占的比例很大,這是地理上的“自我中心”主義!爸Z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的18個老頭子里,只有一個懂中文,就是馬悅然。而其他17個人一定懂瑞典文和懂英文,也可能懂得歐洲其他的文字!币虼,一個以英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為母語的作家,只要用自己的國文把作品寫好,為自己民族所接受,就很容易被諾獎評審委員知道。至于翻譯,英文翻譯成瑞典文比中文翻譯成瑞典文接近。所以這是一個不平衡的競爭,余光中認為應該把諾貝爾文學獎看成是西方人的文學獎。
談及諾貝爾文學獎長期以來備受關注的原因,余光中說,第一因為它是世界性的,第二是因為瑞典的政權很穩(wěn)定,是一個國王在公平地主持這件事,典禮非常隆重,并且瑞典憲法規(guī)定實行的君主立憲制使得國內政治比較穩(wěn)定,這一點很重要。
接下去詩人話鋒一轉,“我覺得如果把世界上的作家分為兩種,一種是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另一種是沒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我寧愿參加后一組。因為后一組中偉大的作家很多很多,絕對超過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一組。莎士比亞、托爾斯泰、狄更斯和馬克·吐溫,都沒得過這個獎,所以得獎作家也沒這么值得注意,我覺得不必跟著瑞典人起舞!”
華語可以有自己的諾獎
余光中來到南京短短一周的行程中,有一站是江蘇省作協(xié)。在回應快報記者“文學應當走市場化道路,還是在體制內依靠納稅人養(yǎng)活”這一問題時,他說自己在臺灣也參加過類似的組織,不過會員沒有固定的薪水。如果有固定的制度當然是個保障,不過可能也會使其他人受到一些約束!拔疫@么多年在臺灣和香港都是自己投稿給報紙和雜志,沒有嚴格地從屬于某個文學組織過,也很少想到這個問題。”
在余光中看來,以中文為母語的人口有13億,完全可以設立華語文學獎,因為華語的世界占了半邊天。新加坡吉隆坡的“花蹤文學獎”就是頒給華文作家的,臺灣作家和大陸作家都獲得過,王安憶和莫言就是其中的兩個。此外,香港浸會大學也有一個“紅樓夢獎”,頒給世界華文長篇小說作家,迄今已經辦了2屆。但這些獎項對媒體的吸引力都不大,世界華文作品獎項也只是剛剛開始開發(fā)。
媒體有責任鼓勵文學
談及現(xiàn)代詩被“冷落”這一問題時,余光中說其實整個文壇都有被邊緣化的感覺。因為現(xiàn)在的媒體跟從前不同了,“讀者”都慢慢變成了“觀眾”和“聽眾”,問題在于怎樣把年輕人拉回來做“讀者”。余光中覺得,讀者是一個國家文化里很重要的一群人,因為看電影、電視劇和演出,聽流行音樂,甚至聽于丹和閻連科演講,也還是觀眾和聽眾;更重要的就是獨自一個人拿一本書,好好地讀、想,細細體味。只有一個人在文字上的修養(yǎng)才能把書里的文章還原為作者心中想要告訴我們的話,才能還原小說的場景以及詩的意境,否則國家的文化會偏向另一邊。
至于詩歌是否真的沒落了,余光中說《詩經》也不過是很多民歌組成的,比如十五國風。現(xiàn)在不可能有十五國風了,因為現(xiàn)在的音樂流行起來不像過去那樣,自下而上從民歌搜集起來,集成《詩經》;而是自上而下由媒體散布到四方去。對聽歌的人來說,歌詞就是他們的詩,滿足了他們用文字抒情的需要。這個問題可以由教育來承擔一部分責任,比如中秋節(jié),同學們不一定要去唱卡拉OK或者烤肉,大家可以讀一讀李白寫月亮的詩,或者講講嫦娥的故事。
此外,中國也不是每個朝代都是詩的興盛期,李白在概述詩歌的歷史變遷時就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說到這里,余光中莞爾,“我不覺得憂愁,不過文學有沒有得到鼓勵,媒體也有責任!
南京喚醒金色的記憶
談及南京,以及曾經在南京就讀過的小學、中學和大學,余光中說他此次南京之行的記憶是被嗅覺打開的!敖鸸鸬南阄毒褪墙痂匙,打開了我金色的記憶,這就像母親的體香之于嬰兒那樣,它使得我一下子回到大學時代。臺灣地處亞熱帶,雖然水果很多,但四季花開不那么分明,桂花不很多,味道也不很濃!
余光中說,一個人必須離開自己的祖國夠遠、夠久才會有真正的“鄉(xiāng)愁”。他去美國是在上世紀50年代,離開中國大陸40多年,那時候的美國社會跟當時的中國截然不同,這引起了他的鄉(xiāng)愁,也引發(fā)了他對兩種文化的比較,因此寫了很多散文和詩。是美國養(yǎng)成了他深刻的鄉(xiāng)愁情懷,關于臺灣和大陸的關系涉及更多的是政治上和現(xiàn)實生活中的問題。(來源:現(xiàn)代快報 記者 苑純潔 實習生 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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