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jīng)書面授權(quán))
文/雷頤
一些“漢服”的提倡者再度將“服裝”政治化,似乎不著漢服者自然居于不參與“民族復興”的道德、政治劣勢。但中國還有其他五十多個民族,他們的權(quán)利與漢族不應當是完全平等的嗎?
在聲勢空前的“傳統(tǒng)文化熱”中,消逝已幾百年的“漢服”也被從歷史的箱篋中翻撿出來,為五彩繽紛的服裝之苑增添了一個小小的“亮點”!按┮麓髅,各有所好”,此事本來無可厚非,然而,某些漢服愛好者、提倡者表達出來的那種“天朝上國”“華夏中心”的價值觀念卻不能不令人深思;而有人進一步要求將漢服定為“國服”,則期期以為不可。
“衣服”本來的功能只是遮身蔽體、保暖防寒,但在歷史中又演化出了政治、審美的功能。在傳統(tǒng)社會,服飾的政治功能被突出、強化,成為統(tǒng)治者“治民”的重要部分。歷代王朝都有《車服制》《章服品第》一類對著裝等級制度的嚴格規(guī)定,早在周代即產(chǎn)生了比較完整的衣冠制度,自天子至大夫到士卿,服飾各有區(qū)別定制。至魏晉時期,王公貴族雖然“服無定色”,但仍有八品以下不得著羅、紈、綺等高級絲絹織物的規(guī)定。唐代是最開放的年代,但從唐高祖李淵起就正式頒布衣服之令,對皇帝、皇后、群臣百官、命婦、士庶等等各級各等人士的衣著、色彩、服飾、佩帶諸方面都作了詳細的規(guī)定?傊袊糯椀暮诵氖堑燃壷贫,衣冠服飾是尊卑貴賤等級序列的標志,任何人都不得僭越。今天人們所推崇的“漢服”,實際只是傳統(tǒng)社會中少數(shù)“上等人”的服飾,廣大“引車賣漿者流”,絕不能像孔乙己那樣穿長衫,只能如阿Q那樣著短裝。
服飾對內(nèi)的政治功能是等級制,對外的政治功能則是作為“天朝上國”“華夏中心”的象征。《左傳》云:“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章服之美,謂之華!蔽鲿x末,晉元帝渡江,中原士族相隨南逃,史稱“衣冠南渡”。與“衣冠”相對的是“被發(fā)左衽”,即非漢族的夷狄的符號。《漢書·匈奴傳》說道:“《春秋》內(nèi)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發(fā)左衽,人面獸心”,“被發(fā)左衽”與“人面獸心”并列,對“非衣冠”的歧視何其深也。
以“夷狄”入主中原的滿清王朝以血腥手段強迫漢人易服來表示對其“臣服”,服裝成為對一個王朝的忠誠與叛逆問題,“穿,還是不穿”成為“生,還是死”的大問題。清王朝同時又秉承華夏“衣冠之治”的傳統(tǒng),同時制定了種種有關穿靴、戴帽、著裝、佩飾的煩瑣規(guī)定,維持等級森嚴的統(tǒng)治。
服裝政治化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仍大為盛行,服裝成為“革命”與“不革命”的重要標志,在“文革”中幾乎只有工作服、藍中山裝和綠軍裝成為被允許的“革命服裝”。改革開放是思想觀點大解放,也是服裝大解放,人們重有穿衣戴帽的自由。但在80年代初,喇叭褲、牛仔褲仍曾被認為是“資產(chǎn)階級精神污染”而遭禁,終經(jīng)開明者以敦煌“飛天”壁畫論證喇叭褲是中國“民族服裝”而不是“西方?jīng)]落腐朽”的外來品、牛仔褲本是“美國勞動人民的服裝”而不是“資產(chǎn)階級奇裝異服”而最后開禁。此后,服裝的“政治化”迅速淡出。
然而,現(xiàn)在一些“漢服”的提倡者卻再度將“服裝”政治化,提出“華夏復興,衣冠先行”,“恢復華夏服飾 重建衣冠上國”,“是我們不斷在尋找的民族歸屬感和文明標志的符號”“漢服只是一個載體,悠遠的華夏文化才是我們真正要復興的”“重建民族自尊、尋回民族自豪、復興華夏文化、重塑中華文明,就是我們參與漢服運動的初衷”。并且,主張將“漢服”定為“國服”,而“國服是一個國家的外在象征和代表,就像我們的黑頭發(fā)、黃皮膚一樣,是我們民族的標志。國服的確立,也意味著民族自信和自尊的確立!
于是,服裝問題重新上升到“愛國”“民族復興”的道德、政治高度,在這種話語的隱喻中,不著漢服者自然居于“不愛國”、不參與“民族復興”的道德、政治劣勢。而且,主張將“漢服”立為“國服”者似乎忘記了中國還有其他五十多個民族,雖然人數(shù)少得多,但其權(quán)利與漢族不應當是完全平等的嗎?
千百年來,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人們才逐漸擺脫了“服飾政治化”觀念,服飾成為個性表達、選擇的最好形式之一。今天,重倡漢服不應是對個性的否定。寬衣博帶、長裾雅步的漢服與西裝、中山裝、短裙牛仔、中國其他民族服飾等各色服裝紛然雜陳、供人平等選擇,洵為社會多元、進步的標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