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遺保護與政績觀

　　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程實施以來取得了巨大的成績，自2006年至今，國務院已經批準公布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1028項。在這個過程中，各級政府、非遺工作者和廣大群眾對非遺的挖掘、整理、研究和申報等工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不但發(fā)現了一大批珍貴的非遺項目，發(fā)現和確認了一批優(yōu)秀的項目傳承人，對于非遺保護的方式方法也已經有了比較一致的認識。然而在此過程中，也出現了許多新問題。

　　非遺普查和申報工作發(fā)展不平衡。在普查資源和申報項目方面，有的縣市積極性很高，主動開展基層項目調研，選擇最有價值、最獨特的項目進行逐級申報，而有些縣市則比較消極。從河北省的非遺申報情況來看，全省138個縣市中大約有100個縣市積極性很高或較高，比如井陘縣幾年來已經在全縣300多個村莊普查到非遺項目556個，確定和公布縣級保護項目44個，其中包括國家級項目4個。但其余的縣市則缺乏積極性，這與當地文化遺存量多少有關，更與觀念有關。

　　爭項目，爭名人。往往一批非遺名錄公布之后，馬上就有另一個地方來爭，像民間戲曲哈哈腔、傳統武術梅花拳等都出現過事后多縣爭搶的現象。另外，已經進入各級名錄的民間文學類項目大多涉及上古神話和人物傳說，這也引發(fā)了名人之爭。早在上世紀80年代編纂民間文學三套集成時，就曾有河北晉州、館陶對唐代名相魏征故里之爭。近來，正定與臨城的趙云故里之爭則最為劇烈，有關部門曾經分別召集兩地有關人士座談，澄清申報非遺的目的和有關政策，但這場爭論仍然勢頭未減。

　　重申報，輕保護。有的地方認為申報成功就是目的，也看成一種政績，成功了就萬事大吉，寫入年度工作總結完事，其項目保護就變成了一句空話。一些地方一般是申報成功之前政府會撥款，之后就不再撥款。另一方面，有錢怎么花也是一門學問，要用到點子上。建議文化和審計部門對下撥的款項要按計劃監(jiān)督到底。

　　一些政策還需要完善。比如在代表性傳承人的申報方面，目前有一種現象，就是一些代表性傳承人會被孤立起來，尤其是同一單位中一人申報成功后，常常會有其他人上訪告狀。因為目前命名的項目代表性傳承人一般只以個體方式出現，而不是傳承人群體，所以有時會引發(fā)矛盾。比如耿村故事的講述者是一個群體，但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只有兩個，村里其他講述者就難免有意見。另外，在項目申報方面一些地方也存在著對非遺的界定不明確的情況，比如對民間節(jié)慶、廟會的申報支持力度普遍不大，主要是怕被說成是鼓勵“封建迷信”。

　　上面提到的主要是思想觀念問題，而有一些則是在政策執(zhí)行中出現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我認為主要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首先，端正思想，樹立文化自覺和正確的政績觀。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除了典籍、文物等，非物質文化遺產也是民族精神、民族智慧的載體，是一個國家文化軟實力發(fā)展的基本資源。非遺保護固然也是一種政績，但必須把出發(fā)點和落腳點弄清楚、搞端正，當前非遺保護工作中出現的一些問題，背后就有錯誤的政績觀念和地方主義等因素在起作用。要警惕和克服非遺申報背后的利益驅動，非遺保護不能利益化，更不能市儈化，防止出現真正瀕危的無人管，無生存之虞的卻被說成“行將滅絕”的現象。另一方面，要理性面對問題。其實很多問題在實施非遺保護工程之前就存在，如果我們不去做非遺保護工作，倒是省去了許多唇舌，可是那些珍貴的文化遺產可能也就真的消失了，這種責任又由誰來負呢？所以，我們不能亂給非遺保護扣帽子，而是要以更大的努力在非遺的科學保護上下功夫。

　　其次，非遺保護工作要更加科學化、規(guī)范化。國家提倡既要靜態(tài)保護，也要活態(tài)保護，但活態(tài)保護的度很難把握，這也是非遺工作者和專家學者們一直頭疼的事情。像侗族大歌、土家族跳喪舞、南音、井陘拉花等表演藝術，在保護和發(fā)展中都是比較有度、有節(jié)的。他們實行“兩條腿走路”，既重視原生地環(huán)境和表演人群的原生態(tài)保護，也組織離開原生地的有所加工的大型演出，也因此贏得了較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但也有一些過頭的所謂創(chuàng)新，把原來的技藝搞得非驢非馬。各級政府和文化部門要積極調查研究，對一些非遺項目保護和開發(fā)的度進行一些規(guī)定，加以適當限制，這已經時不我待。

　　另外，要明確工作程序，提高工作透明度�，F在非遺項目審批工作總體來說是科學和公正的，但在有的地方，領導和專家深入調研不夠，評審結果有時會受到質疑。建議要全面加大申報和審批工作的透明度與監(jiān)督力度，一方面進行深入細致的考察調研，一方面廣泛聽取各界意見，要把勁兒使在審批之前，而且程序要嚴密，這樣也會消除一些事后不必要的論戰(zhàn)。袁學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