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很多媒體和博彩公司的說法，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出乎所有人意料，《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獨享了今年的諾獎，之前三名熱門人選無一中的。

　　諾獎委員會的官方授獎理由是表彰克魯格曼在新國際貿易理論和區(qū)域經濟理論方面的貢獻。熟悉諾貝爾經濟學獎歷史的人都知道，這樣一個帶有濃厚學究味道和官方辭令的授獎理由背后，往往有著更為廣泛的社會認知和思想淵源。因此，克魯格曼今年獲獎，被很多論者解讀為他在過去20多年里多次準確“預言”美國和新興市場的經濟危機，暗合了今年全球經濟危機下人們渴望經濟學家能有人予以預判和回應的社會心理。

　　關于克魯格曼歷次“預言”的傳奇經歷，早已被媒體反復報道，無須筆者絮叨。但重新審視一下克魯格曼在過去20多年作為善于“預言災難”的經濟學家和公共知識分子的姿態(tài)，也許能夠讓我們對克魯格曼其人有一些更豐富的理解。

　　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戰(zhàn)斗

　　1994年，克魯格曼在美國著名的《外交雜志》撰文，針對世界銀行給予亞洲經濟增長以“東亞奇跡”的評價，激烈批評亞洲國家的經濟增長模式，是高度依賴政府主導的資本和勞動力要素投資拉動，而不是由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獲得的高速經濟增長，因此不具備可持續(xù)性，是“建立在浮沙之上，遲早幻滅”。

　　克魯格曼的這番言論不僅引起了經濟學界和政治學界的廣泛爭論，同時，也極大激怒了李光耀、馬哈蒂爾等領導“東亞奇跡”的領導人。

　　克魯格曼的文章其實只是新版的“皇帝新衣”，他指出了一個簡單的經濟增長常識，即只靠投入資本、原材料和勞動力要素拉動的投資產出，幾近于簡單的消耗資源，并通過這種消耗獲得一種近乎于原始的經濟增長。與靠技術進步拉動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帶來的經濟增長相比，前者顯然不符合可持續(xù)增長的原則。

　　最關鍵的是，技術進步可以打破經濟增長中的資源瓶頸，為經濟增長不斷提供新的動力。當然，具體到每個國家是否真的只是簡單的資源消耗式增長，大可爭議討論。當時尚擔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的林毅夫先生，曾與人合作撰文，對克魯格曼的文章做了詳細的回應。不過，隨著1997年亞洲爆發(fā)金融風暴，克魯格曼的“預言”成真，當年被他預言激怒的人們最終也大多不得不閉嘴。

　　還格林斯潘以公道

　　十年之后，危機陰影籠罩美國。很多人云亦云者將克魯格曼一篇篇批評美國政府經濟政策的文章視為“反對美國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預言，實在讓人哭笑不得。事實上，克魯格曼幾乎是最堅定的自由市場支持者，只是比起迷信于“看不見之手”的經濟教條論者，克魯格曼有著更為務實的見解。同所有聰明的經濟學家一樣，克魯格曼只是不希望看到美國經濟被華爾街以金融創(chuàng)新的名義綁架，大搞虛擬忽悠經濟。強大的實體經濟和謹慎的金融創(chuàng)新才能支撐美元在世界上的強勢地位。

　　作為“預言家”，克魯格曼不是一個淺薄的事后諸葛亮。就在今年金融危機已經開始蔓延期間，克魯格曼在一篇文章中似有暗示的反駁了當時流行的一個“危機替罪羊理論”———很多人認為眼下的危機是格林斯潘時代過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的，格林斯潘本人應該為此負責。然而克魯格曼不無睿智地暗示，貿然因潛在的通貨膨脹而采取高利率政策對實體經濟只是有害無益。低利率政策并不是錯，如同偉大的弗里德曼曾經發(fā)現(xiàn)的那樣，不穩(wěn)定的貨幣政策造成了動蕩的經濟周期，而不是相反。換句話說，格林斯潘當年的穩(wěn)健至今仍不失為一種大智慧。(羽良 媒體從業(y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