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相信，全球通脹浪潮已經襲來，中國貨幣政策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

　　今年以來，包括發(fā)達國家、新興市場國家、石油出口國家在內的世界上多數(shù)國家開始為國內高通脹而憂心忡忡。美國1-3月核心CPI漲幅均保持在2.3%以上的高位；歐元區(qū)3月CPI同比上漲3.6%，創(chuàng)下歷史高點；俄羅斯4月CPI漲幅達14.3%；韓國、印度、印尼、新加坡、菲律賓等國通脹水平都創(chuàng)下多年新高。

　　全球通脹水平同時上升有多種原因：上一輪全球流動性過剩推高價格；消費升級、人口增加、能源短缺導致大宗商品尤其是農產品價格高漲；次貸危機以來，美國為首的央行降息、注入流動性，繼續(xù)刺激流動性泛濫；全球化帶來勞動力成本上升等。

　　5月份，國際油價突破130美元/桶，玉米價格繼續(xù)創(chuàng)新高。油價和糧價成為未來全球通脹壓力加大的最直接因素。有專家預測，以美元計價的平均生活成本將會在幾年內翻番。

　　解決通脹問題已成為世界各國央行行長們的“心病”，而目前在貨幣政策上的博弈也成為央行行長們的無奈選擇。美聯(lián)儲選擇降息和貶值，以本國和世界通脹上升為代價換取經濟復蘇；歐洲央行只好按兵不動，但歐元被動升值的壓力已影響到出口和經濟增長，同時通脹水平卻按捺不住地上升。加拿大、英國等跟隨美國降息，但通脹水平應聲抬高。專家指出，面對全球通脹，各國央行都不愿單方面率先采取緊縮貨幣政策(如升息)，它們擔心這樣的單獨行動，不僅抑制通脹的效果有限，反而可能會犧牲自身經濟增長，成為美國次貸危機的附帶犧牲品。

　　面對高通脹時代的到來和政策抉擇的復雜國際環(huán)境，中國貨幣政策應作出什么樣的抉擇？

　　此間觀察家認為，首先，對于去年開始的這一輪高通脹的原因、嚴重性應有更加深刻的認識。輸入型通脹對今年及未來我國通脹的壓力在加大，通脹持續(xù)時間、波及范圍可能超出預期。盡管由于去年基數(shù)的因素，CPI漲幅可能呈現(xiàn)逐漸放緩的走勢，但對于高通脹尤其是輸入型通脹的威脅不能掉以輕心。具體政策上，為了抑制輸入型通脹，不少國家尋求本國貨幣與美元脫鉤，人民幣升值的趨勢可能在中短期內難以改變。本幣升值部分抵消了美元計價的高油價對國內價格帶來的壓力。

　　其次，中國貨幣政策受到全球尤其是美聯(lián)儲政策的制約。貨幣調控要尋求全球范圍內的合作。周小川上周五指出，美聯(lián)儲大幅降息和注入流動性的做法造成新興國家通脹加重，呼吁全球進行更高層面的宏觀調控，以應對次貸、通脹、商品價格等問題。專家稱，全球貨幣政策的合作首先體現(xiàn)在利率政策上。美國持續(xù)降息和美元貶值，中國的利率政策就只能謹慎，轉而尋求數(shù)量工具實現(xiàn)緊縮的目的。

　　第三，抑制這一輪全球性高通脹不能只靠貨幣政策。世界各國都在尋求貨幣以外的其他政策渠道緩解通脹問題，加強貨幣、財政、貿易、產業(yè)、環(huán)保各種政策手段的配合。中國也不例外。貨幣政策應對以食品為首的價格上漲能力有限，應發(fā)揮其他政策工具的作用，其中促進農業(yè)生產以擴大供給、加大對低收入者的補貼顯得尤為重要。(記者 王棟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