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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今之計，政府所應做的不是人為地抑制勞工工資上漲，而應當致力于從源頭上治理通貨膨脹。即堅持從緊的貨幣政策，加強流動性管理

　　在日前召開的一個論壇上，有官員就政府宏觀調控對策談及自己的看法認為，政府應把抑制物價的過快上漲作為首要目標，并且在控制通脹與保持經濟的平穩(wěn)較快增長當中求得平衡。為此需要采取的一個措施是調整理順務工和務農收入的比價關系，防止務工收入的過快上漲，導致價格與工資的螺旋式上升，降低勞動力成本所推動的通脹壓力。

　　此建議顯然并非一家之言，而很可能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一種主流意見。對于防止務工收入過快增長的政策建議，輿論已經提出了諸般質疑。確實，如果實施這一政策，普通勞工將會因為通貨膨脹而蒙受兩次損害。

　　通貨膨脹從根本上說是一種貨幣現象，即貨幣發(fā)行量顯著而不正常地持續(xù)增加，不論因為何種原因。而這些增發(fā)的貨幣不會均勻地、一次性地進入經濟體，而是透過某種機制、經由某些管道，逐次進入經濟體。也就是說，不同領域、不同部門、不同產業(yè)、不同企業(yè)獲得新增貨幣的時機、持續(xù)時間顯著不同，因而，不同群體收入增長的時間、持續(xù)時期、幅度將會大為不同。

　　通貨膨脹是一場貨幣狂歡，在一個完整的通貨膨脹周期中，每個人都會獲得通貨膨脹收益。但是，這種收益的分布很不均勻，大體上，具有逆向再分配效應。也就是說，社會中收入越高的某些群體從通貨膨脹中獲得的收益會比較大，社會中本來收入比較低的各個群體，其所獲得的通貨膨脹收益會相對較低。

　　這一點，從這一輪通貨膨脹中可以清楚看出。金融證券、房地產、國有壟斷資源型企業(yè)、原材料企業(yè)等從通貨膨脹中受益最大，不要說其高管動輒數百萬、上千萬收入，就是普通員工，收入也大幅度增長。另一方面，大量就業(yè)于一般制造業(yè)和低端服務業(yè)的普通勞工，處于新增貨幣流的最末梢，其收入開始增長的時機最晚。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普通勞工的工資開始上漲，專家、政府對于通貨膨脹就不再有質疑了，政府開始強力進行宏觀調控。這個時候，某些經濟理論鼓吹什么“成本推動通貨膨脹”的說法，很可能人為地抑制普通勞工工資的上漲。

　　這樣的政策的理論依據是值得商榷的。通貨膨脹純粹是一個貨幣現象，與要素的成本上漲無關。相反，要素價格、包括勞工工資上漲，乃是通貨膨脹的后果。試圖通過抑制勞工成本來阻止通貨膨脹，乃是倒因為果。

　　而這樣的政策將使勞工再次蒙受利益損失。在通貨膨脹初期，其他產品的價格已經大幅度上漲，而普通勞工的工資并無上漲，他們手中的貨幣的購買力相對下降，生活已顯艱難。這也正是過去幾年普通民眾的感受。隨后在通貨膨脹中后期他們的工資開始上漲，本來是對他們所蒙受的損失的一點補償，但政府卻人為阻止這一過程進行，結果，他們將喪失晚到的通貨膨脹收益。

　　通貨膨脹政策確實可以實現經濟繁榮，但通貨膨脹的內在性質決定了，這一繁榮所產生的財富增量在不同人群之間的配置是嚴重不公平的�？梢哉f，過去幾年全社會的財富分配之所以成為一個嚴重問題，一部分的人收入大幅度增長，而普通民眾卻感覺生活負擔加重，幸福感下降，除了經濟、社會的結構性、制度性缺陷之外，通貨膨脹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通貨膨脹不是一項完善的經濟政策，不僅因為其所帶來的繁榮不可能持久，也因為它會惡化社會不公平。

　　為今之計，政府所應做的不是人為地抑制勞工工資上漲，而應當致力于從源頭上治理通貨膨脹，即堅持從緊的貨幣政策，加強流動性管理�？紤]到股市現狀，此時恐怕很難痛下收縮貨幣的決心。這里當然涉及對于宏觀經濟形勢準確判斷與權衡取舍的問題，但假如要治理通貨膨脹，就需要采取正確而有效的貨幣政策，應當慎用政府的權力，至于所謂控制要素價格，尤其是勞工工資的做法不僅無效，也有失公平。

　　相反，從財政角度，政府恐怕應當思考，如何更為有效地讓勞工分享通貨膨脹的收益。比如，政府應當考慮利用通貨膨脹繁榮帶來的公共資源投資于普通勞工的福利保障。這一點十分重要而迫切，因為，假如從緊的貨幣政策生效，那必然會伴隨經濟活動的減少，經濟增長將會放緩，部分企業(yè)將會陷入困境甚至倒閉，若干勞工的工資將會下降甚至失業(yè)。

　　在政府財力尚有余裕的時期，對此恐怕就應當未雨綢繆。要么對中小企業(yè)減稅，要么拿出更多稅款投入針對中低收入群體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