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北京近日宣布將最低工資標準從每月800元提高至960元后，深圳9日召開新聞發(fā)布會表示，將最低工資標準統(tǒng)一上調為每月1100元，成為上海、廣東、浙江之后第四個進入“千元俱樂部”的城市。

　　就在深圳宣布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同一天，中國稅務總局下發(fā)通知，要求加強五類重點項目的稅收征收管理，目標直指“高收入群體”。

　　此間觀察人士表示，這兩個舉措顯示了同一目標，即“改善中國社會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狀況，縮小貧富差距”。只不過，前者涉及收入初次分配的層面，后者則涉及收入再分配的層面。

　　事實上，從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到近日國務院轉發(fā)的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意見，都已就調整收入分配提出系列方針和措施；不久前，國家發(fā)改委、財政部等部委也在進行相關調研；繼今年江蘇省在全國率先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后，已經有10余個省市陸續(xù)調整最低工資標準，上調幅度在10%以上。

　　“種種現象表明，中國正在加快改革收入分配體制的步伐，并已進入實質階段。”知名學者、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教授對記者說。

　　“讓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qū)先富起來”的政策為中國經濟的騰飛奠定了基礎。隨著中國經濟的發(fā)展，城鄉(xiāng)差距的擴大，雖然中國居民收入的絕對值在增長，但相較于政府、企業(yè)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不斷上升，居民收入的比重卻在不斷下降，中國社會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擴大已成為不爭的事實。

　　國際通用的、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顯示，2010年中國已達0.48，大大超過了0.4的警戒線。而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基尼系數在0.3左右，2000年開始超過0.4，并逐年上升。

　　專家認為，合理的收入分配向來被視為和諧社會的“定盤星”。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問題不僅影響到人民群眾共享改革成果，更關系到社會穩(wěn)定。

　　“中國正在大力推進的收入分配改革既是情勢所致，也是大勢所趨。而目前中國的經濟實力也完全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焙�鞍鋼說。

　　收入分配差距問題早已引起中共高層和中國政府的關注。今年1月8日，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上指出，要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增加城鄉(xiāng)勞動者勞動報酬，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眾消費能力，切實保障困難群眾基本生活，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

　　今年2月至4月，溫家寶總理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與新華網網民對話以及在兩會做政府工作報告時，都提到了收入分配改革問題。在4月1日的《求是》雜志上，溫家寶撰文提出要提高城鄉(xiāng)居民收入，改革分配制度。

　　被普遍接受的觀點是，城鄉(xiāng)分割、行業(yè)壟斷以及資源價格扭曲是拉大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而戶籍、出身、企業(yè)身份差別則成為收入差距的推手。

　　其實，針對收入分配格局的調整，中國幾年前就提出了“提低、擴中，調高”的思路。多數學者認為，現階段應加大勞動在各個收入分配環(huán)節(jié)，尤其是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

　　由于中低收入者絕大多數依靠勞動獲得收入，因此“提低”最重要的是擴大就業(yè)。胡鞍鋼建議，現階段，應出臺鼓勵政策，大力發(fā)展服務業(yè)，創(chuàng)造更多的機會實現充分就業(yè)，同時建立和完善職工工資增長機制，為職工勞動報酬的穩(wěn)定增長提供保障。

　　“擴中”，則需要大力發(fā)展能增加中等收入和能增加就業(yè)的小企業(yè)，讓更多的小老板成為中等收入者的有生力量�！罢{高”，就要讓高收入者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中國稅務總局剛剛發(fā)布的通知，就是針對高收入者群體的“調高”措施。

　　分析人士稱，中國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已經開始顯現——就是要大力培養(yǎng)中等收入者占主體的社會，主要通過擴大勞動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然后通過稅收等杠桿調節(jié)。

　　根治收入分配不公，必然涉及一系列權利和利益的重新調整與安排，包括建立人人等同的社會保障、創(chuàng)業(yè)、擇業(yè)和就業(yè)機會等，這涉及財政體制、社會保障體制、就業(yè)體制、教育體制、醫(yī)療衛(wèi)生體制等方面的改革。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認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縮小收入差距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在一些方面要給人民群眾吃“定心丸”，比如社會保障水平在一個時期究竟提高多少，中央與地方的稅收比例調整等，這些目標的實現要有“時間表”和“線路圖”。

　　“顯然，目前中央加快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的決心已很堅決，關鍵在地方執(zhí)行力度�！焙�鞍鋼說，“最終還是一個指揮棒的問題，是讓GDP做指揮棒，還是讓居民收入指標做指揮棒，這才是最根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