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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陽案”三問

2001年11月06日 11:35

  

聲明:本版文章之版權屬于原作者及原刊載媒體,如轉載請與原刊載媒體聯(lián)系,謝謝合作。

  一問:“專業(yè)隊”為何不敵“業(yè)余隊”?

  “沈陽案”東窗事發(fā)似乎純屬偶然,最初是馬向東在澳門豪賭被人發(fā)現(xiàn),于是才有連串“窩案”的大敗露。

  人們很容易假設,如果沒有馬向東的“一時不慎”惹火燒身,沈陽的這批貪官會不會還照樣舒舒服服地混下去,有的還會像慕綏新一樣被吹捧為有政績的“好市長”而官運亨通?人們更會質問,為什么貪官的劣績“墻內開花墻外香”——近在咫尺的沈陽市各監(jiān)督部門無動于衷,卻被別處的人發(fā)現(xiàn)?

  慕綏新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是個大貪官,而且平時并不掩飾他的豪奢。然而,最早向外界透露這一信息的,卻是一些香港記者。1998年,慕綏新邀請一批香港記者到沈陽采訪,慕接見記者時的一身名牌行頭就值數(shù)萬元,這自然給記者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回港后的報道中,一位記者專門點出慕綏新的派頭,并暗示他可能是個貪官。

  這的確令人汗顏:遠隔千里、也未受過反腐教育的香港記者,僅憑一面之交就能“嗅”出問題,而我們那么多的專業(yè)反腐隊伍——紀委、監(jiān)察、檢察、人大等等,天天都在慕綏新身邊,卻對其腐敗問題居然長時間“毫無覺察”!

  貪官的劣行,總是有蛛絲馬跡可尋的。有時根本不是“蛛絲”、“馬跡”,簡直就是做著腐敗的廣告。君不見,有“擺在街上的腐敗”(超豪華住宅),有“坐在屁股下的腐敗”(超豪華進口轎車),有“耳朵邊的腐敗”(新式手機不時更換),有“穿在身上的腐敗”(一身行頭價值數(shù)萬),有“沖出國門的腐敗”(公款出國游外加豪賭淫樂),有“大膽面向社會各階層的腐敗”(利用婚喪嫁娶大肆收受錢物)……林林總總,不一而足。類似的腐敗現(xiàn)象,不用細查就能知個八九,因為他們的開支明顯地與他們的收入不符。

  當然,我們的專業(yè)反腐人士的反腐業(yè)績也是有目共睹。許多貪官被板倒,都有反腐“專業(yè)隊”的功勞。我們不能憑懷疑定罪,不能憑“蛛絲”、“馬跡”定罪,從發(fā)現(xiàn)“蛛絲”、“馬跡”到將腐敗分子推上法庭,主要靠反腐“專業(yè)隊”。但是,反腐“專業(yè)隊”也存在明顯的問題,特別是在日常發(fā)現(xiàn)貪官方面常常耳不聰目不明。比如,對天天在眼皮底下、豪奢而不掩飾的大貪官慕綏新,視而不見,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失誤或失職。

  反腐“專業(yè)隊”不敵“業(yè)余選手”,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安粸椤钡脑蛏醵,很重要一點是體制上的原因。目前在地方上,不管是紀委、監(jiān)察,還是檢察院,甚至包括人大,實際上都是地方一、二把手的下屬,財權、人權都在上級手里。在這種情況下,讓他們監(jiān)督他們的“老板”,簡直有點強人所難。而且腐敗分子多是上下勾結,這樣一來,即使對同級或下級的監(jiān)督,也會因此而半途而廢。因此,要想使反腐“專業(yè)隊”真正發(fā)揮出應有的“水準”,還是應該認真反省一下我們的反腐體制和機制。

  二問:“幾把手”怎會比不過“一把手”?

  “慕馬案”有一個現(xiàn)象觸目驚心:涉案的腐敗官員中,竟有20余人是“一把手”!

  從“一府兩院”的政府市長、檢察院檢察長、法院院長,到財政局長、國稅局長、土地局長、物價局長、煙草專賣局長、建委主任、國資局長……一個又一個要害部門的“一把手”相繼落馬,這被稱為奇特的“一把手現(xiàn)象”。

  這些“一把手”腐敗起來同樣不縮手縮腳。國稅局局長的辦公室和家里都豪華得令人瞠目;法院院長包養(yǎng)六七個情婦;國資局長“泡小姐”一擲千金;財政局長動輒出國瀟灑……給人的印象是,這些“一把手”們天馬行空,沒有一點約束,甚至使人懷疑這些單位是否有領導班子,除了“一把手”外是否還有“二把手”、“三把手”等分工負責、相互監(jiān)督的班子成員。

  當然,給人印象最深的還是慕綏新。據(jù)說他在講話或與干部談話時,經常講的就是“我要如何如何給你解決問題”、“我如何如何給你提高待遇”等。周偉在鞍山口碑不好,慕綏新卻將他調到沈陽任煙草專賣局局長;群眾舉報夏任凡,中紀委下令調查,慕綏新從中阻撓,就沒有人敢再堅持。

  不光在用人上,在其他重大決策方面,這位在沈陽一直以有魄力、敢拍板而著稱的市政府“一把手”,常常是“金口玉牙”,一個人說了算。現(xiàn)在回過頭來看,他的一些“拍腦門”、“拍胸脯”一言堂定下的決策,完全是缺少科學決策、缺少集體討論的蠻干、胡干。

  沈陽市會展中心選址,無論從城市建設和經濟活動來看,都不應選在現(xiàn)在這個地方,很多人提出過反對意見,但權傾一時的慕綏新卻一意孤行。如今,這個原計劃投資7.2億元的基本成型的建筑業(yè)已停工,新近的一個方案是要把它炸掉,需要付出的的代價是,僅地面建筑就要損失8000萬元!

  為什么幾個“×把手”都比不過“一把手”?關鍵還是我們的領導體制有漏洞。

  一個班子里也就是那么幾個人,對“一把手”的監(jiān)督基本上是靠他們。然而,一方面,事實上的“首長負責制”給了“一把手”很大的權力,如財務上的“一支筆簽字”等等,同時又沒有權威部門確定權力分配的“游戲規(guī)則”,致使其他幾個人只能唯“一把手”是從,否則“一把手”可以略施小計,就將權力轉移到他或他信任的人手中。另一方面,近些年實施的黨委會“票決制”等新方法,或是沒有認真執(zhí)行,或是在實踐中并不可行(如常委會人數(shù)很少,投票方式又很不規(guī)范,常委委員很難真實表達個人意愿),基本上對“一把手”沒有什么監(jiān)督效果。

  此外,一些實權部門的“一把手”沒有實行任期制、輪換制,多年當政,他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織成龐大、堅實的“關系網”,排除異己,規(guī)避監(jiān)督,從而產生令人擔憂的“一把手現(xiàn)象”。

  三問:“小問題”為何變成“大問題”?

  “慕馬案”中有一位勇士令人難忘,那就是因舉報慕綏新、馬向東等貪官而被開除黨籍、關進勞教所的離休老干部周偉。

  不過,使人覺得尷尬的是,周偉是在馬向東澳門豪賭、劣行敗露,上面開始著手查處貪官們以后,才被放出勞教所的。在這之前,幾乎沒有人重視他的舉報,認為那不過是一些“小問題”。

  然而,很多貪官的這些“小問題”背后,往往是令人心驚的“大問題”,只是我們的有關部門對此感覺麻木而已。

  報載,沈陽市紀委搞過一次調查,在晚上6點后給市管領導干部掛電話,結果有一半的人無法找到。但是,他們的調查也就止于此,沒有繼續(xù)深入。兩年前,皇姑區(qū)副區(qū)長關宏陽因經濟問題落網,牽涉到多名官員收受禮金的問題,但這些官員僅僅被要求上交禮金,再也沒人做深入的調查處理。

  與此同時,很多上面要求“從嚴”的批示,在下面也會變成無聲無息。一次,遼寧省委接到一封涉及沈陽的署名舉報信,省委書記作了批示,省委副書記更是要求認真查一查。但是,舉報信轉到沈陽后卻再無回音。2000年,沈陽市紀委提出的7起必須要有結果的督促查辦案件,竟然沒有一家上報結果,最后不了了之。

  如果這些“小問題”當時就得到足夠重視,一方面可能順藤摸瓜,抓出“小問題”背后的“大腐敗”;另一方面,如果這些“小問題”的確只是個苗頭,認真抓一抓,對領導干部也是一個提醒,會避免更大問題的發(fā)生。

  所有這些問題,應該說都不只存在于沈陽。因此,有關部門也有必要對照“沈陽案”暴露出的問題,再多提出一些疑問,或許可以堵住一些漏洞,增強反腐的效果。

  摘自:《時代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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