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別爾在《騎兵軍》的自傳里說，他二十幾歲的時候矢志做一個文學青年，熱衷于把一些寫著文字的廢紙寄給編輯部，那幾年，他的投稿養(yǎng)活了幾個勤儉持家的編輯。后來，有好心的編輯勸他去雜貨店應聘一個伙計的職位，可是他沒聽，我們才有幸讀到一部奇書，并從中受益。讀到這兒的時候我有些后怕，想那巴別爾幸虧不那么聽話，假如世上沒有這本書，當然是人類精神世界的巨大損失。但雜貨店的老板肯定不這么認為，他們會覺得編輯的話很有道理，而且，世界上少一個文學大師對一爿小店的銷售額確無影響。

　　從巴別爾的故事中可以得到一個結(jié)論：人盡其用是好的，但他人給你的定位未必準確，不可輕信。中國足協(xié)大概是雜貨鋪老板的思維方式，他們把朱廣滬先生當作一個小伙計來使用，直接目的是省錢，中國教練的勞動力價值那是相當?shù)土�；大背景是奧運高于一切，國足在近幾年沒有與國奧爭寵的資本，因此輸?shù)秒y看也不打緊，值不得花大錢請個洋人。

　　為此我一直對朱廣滬先生持同情態(tài)度，此人外表精明，又有上海人的基因，不可能看不清雜貨鋪老板的用心，卻做著蹩腳的伙計工作而樂此不疲，不知何故。他或許忘了自己在中超領域內(nèi)的“大師”級身份，又可能是朱廣滬先生根本就認為中超大師的頭銜不如國足主帥的烏紗顯赫。這就牽涉到一個自我定位問題，國足在朱氏任期內(nèi)的表現(xiàn)顯然證明了一點：此人做國足主帥有屈才之嫌，以朱氏浸淫中國職業(yè)聯(lián)賽若干年的經(jīng)歷，他足夠做到在中超這個盤子里游刃有余，善于在錯綜的環(huán)境中理順各種復雜的關系，而讓他帶一支相對單純的國家隊，空有一身把亂麻梳理成順發(fā)的本事，實在是小用。

　　翻翻中國職業(yè)聯(lián)賽的歷史就會發(fā)現(xiàn)，當某個俱樂部洋帥因為戰(zhàn)績不佳被換的時候，上任者無一例外地都是土產(chǎn)主帥，穩(wěn)定軍心需要他們、理順與球員的關系需要他們、與俱樂部高層溝通需要他們，與其他俱樂部教練組溝通更需要他們，而執(zhí)教水平在這時通常是無需考慮的。土帥們就仿佛普羅大眾好的那口小龍蝦，這種生物在污水中仍可活得生機勃勃張牙舞爪，換其他生物就只有死路一條。假如中國足協(xié)有好生之德，就應把朱廣滬放歸中超聯(lián)賽，那兒才是適合“克洋”大師遨游的一洼活水。

　　在中國足球教練身上，洋人看不懂的東西還有很多。比如當年戚務生先生在只能贏不能輸?shù)臅r候仍然堅持“保平爭勝”，比如我們的土產(chǎn)主帥和土產(chǎn)足球干部算不清需要多少個凈勝球才能出線等等。需要知道的是，我們的土帥不大需要高智商，而是高情商，因此執(zhí)教水平的缺憾并不影響“中超大師”們在本土活得風生水起。

　　和洋人一樣死腦筋的是中國球迷，他們總想不通中國隊為何贏不了新加坡這種球隊，所以他們活得才辛苦，德國球迷就從來不考慮類似的問題，為此中國球迷應該補補課：安道爾和新加坡的足球一樣值得尊重，而東南亞足球在近年來的崛起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關注。(阿拉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