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朋友李惠瓊的家中，舉行了一個小小的派對，歡迎從中國來的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強。席間，賓主們一起引吭高歌，舉座皆歡。戴玉強是當今世界三大男高音巴筏洛提的弟子，此番前來美國是應橙縣太平洋歌劇院之邀，演唱意大利著名歌劇《阿依達》。且不說這個歌劇在當今世界歌壇的演唱難度，就戴玉強來說，這已經(jīng)是他第二度與該歌劇院合作了。去年合作之后，太平洋歌劇院被戴玉強無與倫比的歌聲震撼，欲罷不能，再次邀請戴玉強前來演出。據(jù)說明年還將三度前來美國演出西方歌劇。
更讓人驚奇的是，雖然是一個小小的家宴，但是二十幾位來賓中不乏演唱高手，當蔡則平、劉燕、李惠瓊、劭穎等人一一演唱時，我的感覺是來到了一個專業(yè)的歌唱團體，家宴變成了一個專業(yè)歌劇演唱會，而且絕對是如假包換。
對美國文化如數(shù)家珍
由此我想到了最近胡錦濤訪美的時候，中美論者常常談起的中美貿(mào)易順差，這是常常引起美國政府和國會詬病中國的話題。但是中美之間的文化“貿(mào)易”嚴重順差的問題，卻少有人注意。也就是說中國的出口產(chǎn)品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尤其是在美國，我們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品，從電視機、電冰箱到塑料紐扣，無不有中國制造。
不管是傾銷也好，低價也好，貿(mào)易的順差帶來了兩國之間的經(jīng)濟不平衡，其中原因復雜，筆者在此文不作評論。但是在文化產(chǎn)品方面，中國目前對美國的荷里活大片、搖滾樂、百老匯歌劇、電視片乃至各種期刊雜志、小說讀物等等，幾乎沒有招架之力，更談不上還手，產(chǎn)生了一個巨大的文化逆差。在中國走一走，青少年們對于美國文化如數(shù)家珍，可能比我們這里回去的老華僑更懂得米高積遜、小甜甜這類的明星，滿大街都是美國當代電影的影碟，很多美國華僑到中國才買到了當紅的美國電影來看。中國人對于美國政治人物、對于美國文化和藝術的了解，遠遠高于美國人對于中國政治、文化、藝術的了解。這種文化交流的嚴重不平衡，也就是中美之間的文化逆差。
中國文化產(chǎn)品進不了美國，得不到美國社會的了解，對于美國民眾的知情權是一個損失，對于中國的形象在美國的認知也打了折扣。有鑒于此，去年五月兩位美國國會議員提出撥款二十一億美元，用于中美之間的文化交流。
中式旋律何時飄入百老匯？
實際上，中國文化藝術有很多民族性非常強的形式，可以向西方、向美國進行介紹、推廣。例如上述的中國著名歌唱家，就是中國非常寶貴的財富。中國藝術人才輩出，不僅有鋼琴家、小提琴家、演奏家，還有很多具有典型中國風格的歌唱家、演員。他們不僅是可以演唱西方美聲唱法的西洋風格，還有更多的中國民族歌手、流行歌手、京劇演員、地方戲曲、雜技等等。中國的古典旋律同樣可以飄蕩在百老匯、荷里活的上空，成為本來就是移民文化大熔爐中的一種，這也是一種文化輸出。最近，中國國家歌舞團和國家交響樂團赴美國演出，就是這種文化交流的開始，但是還是遠遠不夠的。
例如中國近年來獲得聯(lián)合國人類非物質財產(chǎn)和口頭文化遺產(chǎn)的兩項——昆曲和古琴，就是最具有中國特色的寶貴遺產(chǎn)。至今還沒有在美國各地巡演。最近著名作家白先勇教授以個人之力，準備將中國昆曲中的瑰寶——蘇州昆劇院的青春版《牡丹亭》介紹到美國來，這個壯舉正是白教授為美國人民了解中國文化藝術所作的巨大貢獻�？上б驗檫@是一己之力，只能在大學校園演出幾場，范圍不夠廣泛，場面也不夠大。如果能夠得到政府和國家的支持，我想，文化交流的場面一定會更大，獲得的效果一定會更好。須知，美國人對于異域文化是很樂于去了解去接受的。上世紀三十年代，京劇大師梅蘭芳自費一個人來到美國大學演唱和示范中國的京劇藝術，轟動全美，對于推廣中國文化和藝術起到了振聾發(fā)聵的作用，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被授予美國博士的京劇大家，可見，美國人對于不同文化的接受度是非常寬容的。
文化交流望政府支持
中國現(xiàn)在盛行文化產(chǎn)業(yè)一說。文化可以做成產(chǎn)業(yè)，但是我不認為文化僅僅是一個產(chǎn)業(yè)。而且我反對任何文化事業(yè)都是產(chǎn)業(yè)。因為一談到產(chǎn)業(yè)，就要進行成本核算，就要進行市場調(diào)查，進行商業(yè)運作。很多文化不可以用成本來計算的，也不能用單一的利潤來計算的。尤其當文化進入國際交流的時候，更是不能夠用金錢來估量的，它所達到的效果也不是以億萬美元可以計算。
美國人是懂得這一點的，這也是為什么國會議員利伯曼提出要搞中美文化交流，首先就提出一個二十一億美元來的預算，沒有這樣的啟動手筆，老是在文化產(chǎn)業(yè)的帳面上劃拉來劃拉去，不是一個中國泱泱大國的氣度。如果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也重視這個問題，像美國國會那樣，也拿出一筆預算來用于中美文化交流，我相信，雖然這是一個從帳面上來虧損的買賣，但是它所獲得的利潤，則是難以估量的。
來源：香港《文匯報》 文：吳琦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