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的五一,一種名叫SARS的病毒在京城肆虐,那時讓人們擔驚受怕的是接連上漲的疑似病例人數(shù);三年后的五一,流行著一種比SARS更讓人不安,傳播更廣泛的“疾病”——“購房恐懼癥”,“疾病”的征兆就是漲聲一片的房價和購房人忐忑不安的心理。
不論本地人還是外地人,投資的或者自住的,都運動性地投身到這場注定混亂的房屋運動中來。對大多數(shù)中國人來說,結果只能是——生存正在變成一件越來越昂貴的事。
房子,房子……它就那么讓我們魂牽夢縈、甚至魂不守舍?“房奴”就是我們的宿命?
為了有個家,中國人可以說竭盡全力。
自古以來,安居樂業(yè)就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夢想,也是衡量一個社會是否太平、能否長治久安的標準。要樂業(yè),先要安居。安居就是有一個安寧的家庭。而“家”,在最早的甲骨文中,就是用一個屋頂下有一只豬來表示;“安”,就是用一個屋頂下有一個女人來表示。不管是表示食物或財富的豬,還是表示伴侶或婚姻的女人,都是在屋頂下,也就是說,安居是以擁有一套房子為前提的。幾千年過去了,這一點并沒有什么變化,現(xiàn)代人要結婚安家,仍然首先要有一套房子。
從現(xiàn)實看,當前中國人對房產的需求也是建立在一系列中國現(xiàn)實國情基礎上的,如人多地少、人口繼續(xù)增長,城市化進程加速,經濟高速增長,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嚴重,家庭規(guī);⌒突厔菁涌、負債消費意識全面集中形成的。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發(fā)揮作用,導致需求膨脹,而且具有相當?shù)膭傂浴?/p>
當前,一個人把自己、父母全家的積蓄加上貸款,買下了一處住房,身體安頓下來,精神卻從此再也輕松不起來了:每天一睜眼就欠銀行幾十元上百元債務,幾十年就要這樣天天度過。曾經過白領生活的,之后立刻就降低了生活質量,游玩、購物與吃飯都變得精打細算;曾經氣沖牛斗、特立獨行的,從此在老板面前變得謹小慎微,唯唯諾諾;過去幻想和戀人享受情調生活的,現(xiàn)在則回到家熬粥就咸菜了。
有人將這種狀態(tài)稱為“被房價挾持的生活”。人生已經簡化成為了一套房子,再加上一部車子而生存。
有人為此發(fā)出了這樣憤激的聲音:為什么我們辛辛苦苦掙來的錢,無法用來孝敬父母,無法用來與妻兒一起享受人間美好,無法用來善待他人,而只能拚命往房地產商手里送,而這一切僅僅是為了一套有名無實的住房?!
在指責政府、房產商的同時,我們也許也該反問自己:自己對于房產的需求是否過于貪婪?
余華在《兄弟》的后記里寫道:一個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經歷的事情,中國人只需40年就經歷了。回到房子問題上來,1998年才啟動的房產市場化改革到今天才不過8年,而目前中國約80%的(城鎮(zhèn))家庭已經擁有自有住宅,而有百余年房產市場化歷史的美國才68%,英國為67%,德國為42%。世界經驗證明,任何社會中,一部分家庭是肯定買不起房的,在大部分歐洲國家,租房租住率甚至超過50%。而反觀我們,一個月薪三四千、家境一般的年輕人總在為動輒百萬的房產憂心,有必要嗎?
在香港,60平米以下的房子占整個房產市場的72%以下,90平米以上的“大房子”只占10%,而我們的房子則是越大越好賣、越貴越好賣,對于一個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沒幾年的國家,市場上供應的基本都是100平米以上的房子,這正常嗎?
不可否認,中國正處于一個財富“注水”的旺盛時期,大量來路不明的資金在市場上流通,導致如此高漲的房價還是有一部分人是可以接受的,但我相信普通人還是大多數(shù),這么多普通人卷入了這樣一場玩不起,或者說不值當?shù)奈kU游戲之中,悲哀。
而這種悲哀恰恰是房產商、地方政府以及銀行愿意看到的,只要這場游戲沒有“翻車”的危險,它們就可以借助這種混亂的氣氛牟取暴利,而我們的普通大眾,只能成為犧牲品。
有人會說,市場經濟不是可以激發(fā)每個人的創(chuàng)富能力嗎?沒錯,市場經濟是一個可以自主選擇的經濟,但不要忘記,市場經濟更是一個理性的經濟,在做出每一個選擇之前,要根據(jù)自身的條件、稟賦做出理性的選擇,自不量力的選擇注定要受罪。
住房消費同樣有其理性的規(guī)律,應該遵循“租小房-租中房-買小房-買大房”的過程,而當今中國許多年輕人本該租房子,卻也加入了購房大軍;本該買一居室、60平米,卻非要在市中心買個兩居室、120平米的房子,患上“購房恐懼癥”,只能說是作繭自縛。
寬敞、舒適的大房子固然是我們的夢想,但比夢想更高貴的,是拒絕幻想,勇于面對現(xiàn)實,做出更符合現(xiàn)實的選擇。居者有其屋不等于居者買其屋,更不等于居者買新屋、買大屋,作為消費者,拒絕貪婪,更多地把目光放在我們力所能及的租房租住、小居室或者二手房,讓“迫不得已的買房者有第二、第三個選擇,這樣,我們最起碼可以遠離“購房恐懼癥,睡個安穩(wěn)覺了。
。▉碓矗褐腥A工商時報 作者:賈林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