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網上看到地產大佬任志強又一次發(fā)表驚人宏論：中國有“窮人區(qū)”和“富人區(qū)”很正常。(《中國青年報》2月20日)任老板很有氣派，近兩年來常有驚人之語充斥街巷，不過很多是市井商人牟利的狂言，不論炒作也好，心里話也罷，說說也無妨。但這次的言論讀起來卻頗為費解，不論是不是炒作，至少在筆者看來，它也有政治不正確的嫌疑。正如在美國直呼黑人“黑鬼”要受到懲罰，因為它暗含了種族歧視問題一樣，這次地產大佬的狂言也有著明顯歧視之嫌。

　　如果說，任志強前期的“暴利論”以及“只為富人蓋房子”，折射出任老板為了商業(yè)利潤可以置很多道義原則于不顧，一切行動以利益和利潤的刺激為指南，這也無可厚非，畢竟逐利是商人的本性。一個人為了追求利益達到這個程度，也就不好再多說什么了，畢竟他很坦率。

　　然而這回卻不同了，這已經不是利益問題了，而是任大佬冒險挑釁人類良知的底線。這完全可以看作是以任老板為代表的一批人，對公眾心理承受能力的一次公開試探。如果得逞，那么人類經過啟蒙運動以來形成的有關自由、平等、博愛等理念，完全變成了弱不禁風紙糊的城堡。這樣一來，問題就嚴重多了。如果我們把所有維持社會和諧與秩序的理念完全拋掉，那么人類將如霍布斯的“叢林原則”一樣，陷入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zhàn)爭，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對于任志強崇尚的“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筆者無需多費口舌。問題是，為什么總有這樣一些精英人物，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挑釁人類良知，這至少說明了兩個問題：

　　第一，中國的利益集團已經形成，他們已經嚴重地影響了中國改革的各項政策的制定，進而開始嘗試改變整個社會的道德規(guī)則；第二，中國缺少對這些精英的有效制衡機制，他們可以為所欲為，這必然導致權力責任的不對稱現象，致使我們的各項政策出現空洞效應，對不同的人群實行不同的標準。一旦擁有知識、權力、資本，就相應地擁有了各種特權。這種情況已經成為當下社會中的暗流，有導致社會出現大范圍失范的風險。

　　如果任由這種強者邏輯繼續(xù)，試想某一天，是否會出現某大佬義正詞嚴地提倡“隔離政策”，并組織人去論證它的合理性。

　　想想最近幾年經常出現“文明復辟”的現象，就知道它的確值得反思。這幾年，一直有人在提所謂的城市“準入制”，試圖阻礙遷徙自由。今天，又有人提出“窮人區(qū)”與“富人區(qū)”的存在是合理的，毫無顧忌地試圖顛覆作為社會首要價值的公平理念的存在，這實在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反觀當下中國社會中的“窮人”，其構成大多是工人(下崗)、農民(失地)，是什么造成他們的貧困？如果整個社會對這種“文明復辟”現象一味采取綏靖政策，真不知道我們還能拿什么標準來衡量我們的社會進步？

　　在整個社會貧富分化日益嚴重的今天，黨和政府正在積極想辦法，盡最大努力，最大程度地縮小貧富分化的嚴峻現實。此時，公然支持“窮人區(qū)”、“富人區(qū)”存在的合理性，顯然與社會的公平正義相悖。

　　就筆者所知，微軟總裁比爾·蓋茨的財富應該比我們任老板多吧(更何況還是國有資產)，不知蓋茨先生是否在美國也倡議成立“窮人區(qū)”和“富人區(qū)”？我們的經濟精英們，已經將自己的社會責任忘得差不多了。(中國青年報 李俠）